车窗外晨风吹到脸上，吹得眼睛酸涩。
艾默转过脸，不让涩意在眼眶里蔓延。
外婆写下这一段的时候，还是一九四五年的春天，刚刚与外公在前线举行简陋的婚礼，满怀喜悦盼着抗战胜利了回返重庆与曾外祖母团聚……却不知道，另一场手足相残、骨ròu分离的悲剧已悄然迫近眉睫。
抗日战场上的硝烟还未散尽，内战的枪声已打响——从那一天起，她和苏从远、章秋寒和赵任志、母亲和薛叔叔，就将被一道鸿沟从此隔绝在水火不容的两端。
当日章秋寒救下她，打算秘密送她离开延安的时候，她却选择了留下。
便在那一刻，一念之间的决定，将此后数十年的命运彻底扭转。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那是抗战最惨烈的时期，每一天都有无数中国军民为家为国殉难，许多原本在大后方安然求学的年轻学子毅然投笔从戎。心怀国仇家恨，难释亲人被害、自己受rǔ之仇的外婆，不愿以惨淡面目回到重庆，决然请求章秋寒让她留在延安，给她机会投身杀敌。
章秋寒同意了她的请求，带她远离是非，为她抹掉身份痕迹，换了一个全新的名字——取真名的谐音，改名叫“何玲”。知道何玲身份秘密的，便只有章秋寒和章秋寒的丈夫赵任志，以及后来的苏从远。
赵任志和章秋寒夫妇一直暗中保护何玲的安全和她身世的秘密，并由赵任志设法，冒着极大风险，将何玲的家信通过地下联络员传递回重庆，向霍沈念卿报平安。赵任志告知何玲，因不能暴露联络员的身份，书信可以设法传递出去，却无法接收她家人的回信，为了安全也不能透露她的行踪所在。
何玲深知章秋寒夫妇为保护自己所承担的巨大风险，自第一封报平安的家书送出之后，再也没要求他们为她传信，此后所有书信都未寄出，只小心妥善地藏起来，成为艰苦孤寂岁月里唯一的慰藉，盼望胜利之日再回家与母亲团聚。
内战的爆发，截断了何玲的回家之路。
日本人侵占的时候，她可以孤身一人穿越封锁和战火，从日占区来到延安；然而当她不再只是一个人，身后有了新婚丈夫苏从远和待她有恩的章秋寒夫妇，他们的安危比横亘在眼前的战火鸿沟更难跨越——此时的何玲已是一个团级军官的妻子，若在那时逃离延安，苏从远也将因她背上通敌罪名，对于一直为她守护秘密的章秋寒夫妇更是莫大的灾难。
何玲不能走也不敢走。
归家团聚的希望，从一九四五年春天直至一九四九年春天，从盼望抗战胜利到盼望内战胜利，何玲只能一天天盼下去，等下去，等待战争结束的那一天。
她的信，还是没有机会寄出。她唯有从断断续续打听到的敌方情报里，得知一些关于薛晋铭的消息，算是间接知道母亲还好。直到一九四九年底，重庆解放，薛晋铭等官员搭乘飞机逃离时飞机坠毁的消息传来，据悉连同随行家属，飞机上的人员全部遇难。
赶回重庆的何玲，甚至连母亲的遗骨也无处找寻。寻到旧居处，也已是面目全非，变成一地狼藉废墟。
更令她没有想到的是，章秋寒此时才愧悔地告诉她一个谎言的真相。
那封寄给母亲报平安的信，并没有真的寄出，章秋寒深知霍沈念卿的性情手段，唯恐她得知女儿下落，会不惜代价把何玲找到带走，就像当年以血淋淋的代价阻拦霍子谦的离去。
章秋寒不愿再冒一次死亡的风险，不敢信任几乎枪决了赵任志的薛晋铭，害怕因那封信引来薛晋铭的追查，连累整个地下联络系统遭遇毁灭性的打击。因此她私自销毁了信件，给了何玲一个可以安心的谎言。
这对何玲而言，意味着母亲至死也不知道自己的下落，至死也是带着遗憾而去。
“我无法原谅这个谎言，无法原谅她，可是妈妈……我最最无法原谅的，是自己。”
这是外婆写给曾外祖母的最后一封信上的最后一句话。
到了站，艾默循着地址一路找去，穿过黄桷树夹道的大街，拐进一条曲曲折折的老巷子。初夏早晨的阳光从两侧高低楼房空隙间照进来，时而追逐脚下，时而藏入阴影。这是一个半新不旧的住宅区，新建的安居楼和待拆迁的平房混杂在一起，路旁商店这个时间大多还没开门，只有早点铺子门口摆着热腾腾的新出笼的点心，坐满忙碌的食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