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跟小安解释清楚啊，这明显是她父亲有问题，她并不是不讲理的孩子。”
“我能怎么解释？她一直是讲理、温顺的好孩子，唯独对她爸爸有盲目的信任和爱，不肯看到他的任何不好。她爸爸在这件事上从头到尾表现得很差劲，你见到小安抱怨过他吗？完全没有，她反而更一心盼着他回来。我刚说是她父亲不肯回来我才提离婚，她马上指责我背叛了她父亲，伤了她父亲的心，才弄得他不肯回家。我的心凉透了，我再怎么用心照顾她，也换不回她能给我哪怕只有对她父亲的一半的宽容与爱。”
“话不能这么说，于老师，你在贵州遇险时，她为你担忧得接近崩溃，她同样是爱你的，只是觉得你……”他不大好措辞地顿住。
“是啊，她坚持认为我出轨了。她感觉敏锐得让我害怕，居然从头一次在机场看到Peter，就觉得不对劲，她把什么都看在眼里，却一直什么也没说，只在跟我吵起来时才异常冷静地向我求证，根本不是猜测质疑的口气。要我看着她的眼睛撒谎说什么事也没有，我做不到，因为确实有些事情发生了。可是我该怎么跟她解释，我没背叛她父亲。”
“于老师，如果你在这个问题上让小安误解，对她的打击会更大。”
“那么我讲出来，请你来做判断。Peter是美国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是地质专家，他在七年前因为一个项目来中国，我们共事了三个月，四年前我去瑞士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跟他又在那里碰了面。其余时间，我们全是邮件联系，我有时候会请他帮我查找国外最新的资料，交流全都是关于专业的，很少谈及私事。这次他来中国考察水文地质生态，跟我们一起去贵州，结果共同经历了山体滑坡。同事失踪，我们一度以为必死，都说了一些平时根本不可能说的话，我讲了家庭遭遇的变故，我对女儿的负疚、对丈夫的失望；但我完全没想到他讲的居然是他对我的好感。我承认，我很意外，也很感动。侥幸活着回来，我已经跟他讲清楚，我们继续保持朋友关系，他三年前就离婚了，单身，无牵无挂，不过我不可能为了他离婚。我已经39岁，有家庭，有事业，从来不是一个细腻的女人，感情当然也不是我做决定的首要因素。”
“他在联合国工作的话，应该不会长驻国内吧。”
“问题就出在这儿。两个多月前，Peter竟然辞去他待遇优厚的职位，应聘来汉江市一所大学教书，我不会矫情地撇清自己，说他的这个决定与我无关，但他说他是成年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安排生活，我无须烦恼。有时我加班晚了，他会送我回家，偶尔有了烦恼——比如学军突然说他要继续留在阿里，我一个人再怎么撑着，也有疲惫和憋得几乎要疯掉的时候。在这个城市，他是唯一知道小安情况的局外人，跟他聊一会儿天，算是疏解。仅此而已，这不算是死罪吧。”
高翔无可奈何地说：“于老师，我不是卫道士，不会评判你的行为，但是小安这个年龄的女孩子对于感情恐怕有非常严格苛刻的标准，更别提是对自己的父母了。我建议你跟她解释清楚这一点，不能有含糊其辞的地方。”
“可是，我该怎么解释？在小安看来，我不爱她父亲了，就已经罪不可赦。我和学军十多年夫妻，我做不到粉饰他的行为，把他说成是一个为了支援贫困地区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的人；可我也不能坦白地告诉女儿说，她父亲以她的经历为耻。他一回来就必须面对，所以他想一直逃避下去，还想让我和女儿跟他一起逃避。”
高翔不得不承认，他在某种程度上是赞同于佳的看法的，可是一个妻子用如此犀利客观的态度分析丈夫的行为，感情确实已经接近破裂，而一个深爱父亲的女儿又怎么可能接受这样的现实。
“小安童年的时候，我对她照顾得不够，她信任的人是她父亲，在别的问题上她对我非常体谅，唯独涉及她父亲，她就变得异常固执。如果学军肯回来，我们不会离婚，她也就不会怪我；如果他一意孤行，坚持留在阿里，她肯定会怪罪我；要我讲她父亲的大实话，我不忍心，而且就算讲了，她一样会不相信，会更加恨我。”
于佳更像是在对自己分析可能出现的情况，一条条列举下来，越说越是沮丧。高翔只能宽慰她：“我会尽力劝劝小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