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么是‘妈妈’，雨时学会说的第一句话是‘爸爸坏’。”说着说着自己都能感到嘴角在不断上挑，我想起钱包里有一张照片，主动找出来给阮奕岑看。
照片是夕阳西下的海边，金色的阳光将整个海滩映得如同火烧，聂亦盘腿坐在沙滩上，旁边盘腿坐得歪歪斜斜的小不点儿是聂雨时。照片上是他们的背影。
阮奕岑看了好一会儿，道：“为什么没有你？”
我兴致勃勃：“我正拿相机呢。聂亦真的很不会照顾小孩儿，我让他们摆这个姿势，结果他也不知道看着雨时，自己倒是坐得好好的，雨时撑着坐了有三十秒就开始往旁边倒，结果额头磕在一块贝壳上，眼泪鼻涕糊一脸地哭嚷爸爸坏，那是雨时第一次开口说话，真是让人又震惊又好笑。”看着眼前的照片，就让人感觉心里温柔。
阮奕岑沉默良久，问我：“既然你们这么好，你为什么要离开他，还有你女儿？”
就像一盆冷水陡然浇下来，整个人都有些发凉。我收起笑容，半晌，说：“一些家事，不过总会解决的。太晚了，我回去睡了，你也早点儿休息。”
房间里没有开灯，我靠在窗前，落地窗的窗帘整个拉开，可以看到天上孤零零的月亮。高处不胜寒，天上清冷，人间却有万家点上明灯。
窗外或近或远的公寓楼如新笋一般矗立，每个窗户都透出暖光，每一处光都是一个家庭。
家庭，构成人类社会的最小单位，最温暖的单位。
我为什么要离开我的家庭？
从离家开始，我就刻意不去想这个问题，不去想聂亦，不去想雨时，不去想我爸我妈，不去想我的每一个朋友，只有这样我才能义无反顾走下去。
这场逃亡并不是为什么家事，只是我早晚都得离开，且早和晚都有时限，晚是一个月后，也许是一个半月后，早是晚之前的任何时候。
我生了病，这场病很隆重，为它我已经挣扎了近十个月。
半小时前的谈话里，我和阮奕岑说起人体冷冻技术，他说那太不可思议，的确，在我生病前，我也觉得那像是科幻小说里才会出现的名词。
真是有趣，我从来搞不懂聂亦研究的那些科学命题，但直到我生病，倒是更加理解他的事业，在这个领域我们竟突然变得可以有交谈的话题。
我的病源于基因缺陷。
直到现在我也不能完全理解“基因缺陷”这几个字的含义，它为什么将我的身体变得这么糟，那些原理我也是一知半解。
在我浅薄的理解中，人的基因就像是在身体里打下的地基，在这个地基之上建起一座长城，每个人身体里都有一座长城，长城后还有一支军队，抵御着想要伤害我们的病毒和细菌。这就是医学上所说的人体免疫系统。
但我的基因天生有缺陷，地基不稳，今年二月，建于其上的长城第一次崩溃。
阮奕岑问我嫁给科学家的好处。嫁给科学家的好处就是生病了可以立刻邀请到顶级专家进行会诊。
每次的会诊聂亦全程参加，他们很快找到了缺陷所在，却无法攻克，他们甚至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语来给这疾病命名。专家组一小步一小步的进展，赶不上长城的崩溃速度，免疫系统的一次又一次罢工，导致病毒大量入侵，那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要活下去，只能通过药物杀菌补充免疫力，服用大剂量的抗生素成了必须，但大剂量的抗生素本身也会伤害我的身体和脏器，导致免疫系统的进一步不稳。这是一个以毒攻毒的恶循环。
就在半个月前，我再一次发病，肯特说我再也不能承受一次比一次更大剂量的抗生素，如果再被细菌感染一次，药物将给我的脏器带来无法逆转的损伤，届时必须通过手术换掉被损伤的脏器，但我极有可能在手术中因感染而死去。面对这样的情况，无论是他还是聂亦，都将束手无策，其实他现在已经束手无策。
肯特是这个领域内唯一能让聂亦低头的老科学家，说完那句话之后他就回了美国。
其实在肯特回美国的两个月前，我已经预料到这样的结果，他们专业上的事我不太懂，但我太明白自己的身体，就像是一盏灯，能看到幽暗的灯苗，能预计到它在什么时候会熄灭。
自第一次病发后，很多时候我都待在无菌病房中，但现有的无菌病房并非百分之百无菌。聂亦一直在为我试验完全无菌的无菌玻璃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