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爱尔兰麻衬衫的女人(2)

凯文是隔壁部门的老大，跳槽过来前在BCG新加坡工作了八年，还有两年纽约办公室的经验，老咨询人了。

我不置可否地发出个鼻音。

“醒醒，姚！”他忽然拍了个掌，“打仗了！”

我看了看老黄，只说：“今天会是很长的一天……也许我们该先去办公室。”

“你说得对，但我还是觉得我应该先和你说。”他煞有介事敲了两下键盘，“我还没有告诉老大。”

我回过味来。

这孙子！

“别瞪我，”他还是光顾着盯屏幕，“我只是觉得这件事要先让你知道。你看，虽然说是打仗了，但那是凯文和老大的仗——”

他没说后半句，不过意思已经摆在明面上了。

老黄真的一点都不像新加坡人。这边常见的黄姓写法是“Ng”，很难联想到是“黄”字，他可能确实是被外国人认错了太多次，以至于第一次被我认对时多少表现得有些惊喜——除此以外，真的一点都不像新加坡人：比如他会坑我，先放个小道消息，再等着我去和老大说。

再比如他也会给我小道消息，尽管主要目的是坑我。

回到办公室时，几乎所有人都到了，老大的外套搭在最尽头那张小办公桌的靠椅上，人没见着，可能去了十六楼。我把在苏加诺哈达机场买的土特产放进了茶水间，又出来跟同事们说了会儿闲话。我的办公桌在老大的反方向，与他遥遥相望，像两个座椅单独被拉出来搁置在教室一角的后进生。这样的特殊对待，有时会让我觉得所谓的扁平化管理只是某种人们心照不宣的遮羞布，连新入职的小朋友都知道单独置在边角的就是主管负责人，那这种扁平还有什么意义呢？

是的，像某些大厂一样，我们内部是不显示职级的。尽管我觉得这在有时候给负责对接第三方的部门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但顶头上司似乎感到很骄傲。

——我和老大就来自这个受到负面影响的部门，并且，我俩的汇报对象，刚好就是大老板。

在我看来请咨询公司的人来搅搅浑水，其实不见得是坏事。

虽然是间成立不足十年的新公司，但我们背靠的集团可谓东南亚的超级巨头，在机遇与资金的双重加持下，先进入到这个领域的我司近两年把竞争对手死死摁住，风头一时无两。这倒是让国内同行的互联网巨头占了个便宜，隔壁被该巨头收购后，很快又有了大笔资源搞流量战，高峰时期几乎每个周都有同事鬼鬼祟祟地请假去隔壁面试。当然，有的模式不可复制，去年一整年，我司的股票甚至逆风上扬涨了百分之四十，倒也算是员工福利了。

大老板喜欢说，这是我们“系统上的胜利”；我看到的，则是卖给集团之后这几年，愈发尖锐的派系冲突。

就是不知道咨询公司这些人是来当搅屎棍，还是真要扮作被借来的杀人刀呢？

马上就到十点，但我只是匆忙处理了大部分邮件。我跟同事打了个招呼，提上化妆包闪进卫生间——这件T恤确实太大了，我这才发现它是XXL号，恐怕只有一米九的人才能穿。换上这T恤的我在镜子里看上去就像、就像——就像是个大号的橘色购物袋。我都可以在里面游泳了！

这显然已经是慧琳竭尽全力的结果，我没什么可抱怨的。我将衣服塞进裙子里又扯出来，反复几次，最后还是只能把下摆都聚拢到一边，打个结了事。

这么穿T恤的我有点扮小年轻的嫌疑，今天大会上我随时可能会被大老板捉去讨论事务，考虑到这一点，我在整理衣服上又花了太多时间。等到草草补完妆出来，外面已经只剩下老黄了。

这老哥显然是故意等着我。

活动地点就在十五楼，大部分人没去等电梯，都从楼梯过去，我们当然也不例外。一边下楼，我一边听老黄给我挖坑：他的眼睛倒是心不在焉地往楼层出入口瞟，那里正好对着每层的会议间。就像之前提过的那样，我们公司的会议室大多是玻璃外墙，虽然听不到声音，但看看谁在和谁开会，倒也算个好习惯。

下到十六层的时候，老黄忽然发出一种类似整蛊成功的声音。我听到那十分戏剧化的“啊哈！”在空旷的楼道里回响，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只是顺便往出入口的窗户望去。

十六层最靠边的会议室里果然有人。两个西装男坐着背对着楼梯口，还有个人影靠在窗边。

“我就说今天有动静，你之前不是就在咨询吗？怎么样，看着像BCG的人吧？”老黄难得表现出了些许得意。

隔了两层玻璃，那俩西装男的衣服都模糊成色块了，谈不上质地如何，不过看他们入时的发型、与橘色购物袋格格不入的穿着打扮，确实不像我们公司的人。落地窗前的人手捧着咖啡杯，只是望向窗外，也不知道那些报告有没有传进她耳里。那是个很高挑的女人，穿炭灰色的阔腿西裤，长发披散着，好像在度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