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喜欢的，台湾冻顶乌龙。”我说。他把杯子翻来覆去地看，像是在欣赏一件艺术品，一面欣赏一面装作若无其事地问我说：“对了，她哭什么？”“没什么啊。”我说，“她想着你对她的好，觉得自己无以为报，就感动得哭了”他压低声音问我：“那个，钱的事，你没提吧？”“放心啦。”我说，“这么不相信我？”“不是不是。”他连忙说，“哦，对了，肖哲晚上过来吃饭。我忙不过来，所以请他到新房子那边去替我处理一点事，呆会儿他会送点图样回来给我，要是不对我还要让他拿回去给设计师……”真不明白他一连串的解释有何必要。“那你好好招呼他吧，我得去律师事务所取我的电脑。”他点点头，我刚走到门口，鞋还没换好，他又不放心地追出来吩咐说：“取完就回来哈，就不要坐公车了，还是打车吧，不费时间。”我真怕再继续扯下去他就干脆开车送我去了，于是朝他挥了挥手，迅速出了门。
那天的三环路，出奇的堵，我花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才到达律师事务所。
进了电梯，按下12这个数字我才想起来，自从肖哲生日那天，我加班到深夜从这里离开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我一直都没告诉阿南我被律师事务所辞退的消息，不知如何开口，怕的是他为我担心。其实比这更让我害怕的，是方律师从此看扁我。若不是夏花的病，我早就第一时间来事务所解释一下晚上丢下洛丢丢的来龙去脉了。
工作丢了不要紧，我只想承担我该承担的责任。
出了电梯，我近直走进方律师的办公室，敲了两下门，无人应答。但门没关，我只是轻推了一下，它已经自动咿呀而开。
我探头看了看，没人，只看到桌上放着一杯还在冒着热气的开水。
估计他只是暂时的离开。我在门口等了一会儿，发现其他办公室的门都紧闭着，走廊里也无人经过。我想了一下，走进办公室。我的电脑就放在助理办公桌上，多日不用，积攒了一层薄薄的灰，我拿张餐巾纸简单擦拭了一下，将它装进电脑包。正要转身出来，想想不妥，又折回到桌前给方律师留了个纸条，怕他看不见，我把纸条压在他的杯子下面，就在我低头的一瞬间，忽然看到一根彩色的鞋带，从墙角的办公桌下面伸了五公分左右出来。
鞋带是橘红色的，这颜色看上去非常眼熟。没错，LV波板鞋——虽然我一直对名牌毫不感冒，但这么特别的鞋，我只记得有一个人穿过。
这个洛丢丢真是阴魂不散。
只是，她神秘兮兮地躲在那个鬼地方干吗？
我决定对她的存在熟视无睹，因为很显然——其一，她躲在那里是为了不让人看见；其二，她躲起来不想人发现一定是想干或者已经干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其三，不管她想干嘛或者干了什么，都与我再无联系。我现在，连个实习助理都不是了。
所以，我抱着我的电脑，装作一无所知的走出了办公室，出门前，还不忘体贴的替她把门拉上。
下了楼没走两步，竟在停车场边上看到方律师。看他的样子应该是在等什么人。在我离他还有一些距离的时候他已经看到了我，我当然只能走上去打招呼。
“马卓？”他诧异地问，“什么时候来的？”
“我去您办公室取我的笔记本电脑来着，见您不在，留了张纸条。”
他笑笑说：“我还以为你生气电脑也不要了，打过你一次电话，是关机。”
“我换号码了。”我说。
“年轻人抗击打能力要强，不要说几句就受不了。”方律师说，“而且上次那件事我了解过了，好在洛丢丢也没出啥大事。都过去了，你也不必想太多。”
“谢谢方律师。”我问，“我的新电话留在纸条上了，如果还有需要我干的杂活，您尽管吩咐我。”
“好啊。”他说，“过个好年！”
我看了看身后的大楼，对他说道：“那您忙，我先走了。对了，您以后要是不在办公室，最好还是把门锁好。”
“好的，再见。”他措辞礼貌，但语气已明显表达出不愿与我多聊。我识趣的转身离开，一路快步走到公车站台，直到公车的门合上，车开始启动，我才松了一口气。
我问自己的内心，其实暗地里是希望他可以留住自己的。他对我礼貌的拒绝和客气，是我不能回避的失败。公车摇摇晃晃，回想起以前每次坐这路车回学校的时候，胸腔里怀揣的更多是理想和抱负——我在京城最知名的律师事务所实习，我在替京城最知名的律师当助理，我成绩优秀，吃苦耐劳，我有着多么蓬勃的理想和蠢蠢欲动的美好将来。而现在一切稍纵即逝，我只能看着公车外昏暗无比的天空发呆，加上车上的移动电视里播送着寒流即将来袭的通知，间夹着整点新闻以及各大公司倒闭的传闻和各路财经评论员七嘴八舌的议论，让我的心情真是糟到不可形容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