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不清她的声音，我感觉我的耳朵快掉了，不再属于我。我忽然想起黑人那双没有了小指头的丑陋的手，我抱着蒋皎，一种说不出的恐惧浮上心头。
很多天后蒋皎吸着我的一根红双喜香烟对我说：“其实那天我根本就没想跳，我只是在试我的演技而已，你要是不来，我撒完钱，就过节去啦。”
这就是我的老婆蒋皎，我一直以为我对付她绰绰有余，但很多时候，这只是一种错觉，一种美丽的错觉。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个世界，谁敢说谁是谁的救世主呢？
趁早洗洗睡吧。
寒假的时候，我回了家。
蒋皎一家都在北京过的年，所以回程只是我一个人。我在大年三十的晚上抵达这个我生活了十多年并且以为永远不会再回来的城市。我在下火车的那一刻忽然感觉呼吸舒畅，原来这个城市的空气才是我最为熟悉和习惯的，原来这个城市已经在我的身上烙下烙印，不是我想忘就可以忘掉的。
我推开门的那一刹那，他很惊喜。
他正在沙发上看电视，一个人，一碗面和热热闹闹的春节联欢晚会。
他已经老了，花白的头发，笑起来，眼角那里全都是皱纹。
“爸。”我喊。
“噢。”他答。
我在外面半年多，他没有给我寄过一分钱，我没有给他写过一封信，只有寥寥的几个电话，报个平安。
他并不知道我要回来。
“饿了吧？吃什么呢？”他有些不安。
“我们出去吃吧！”我拉他。
“你以为这里是北京啊，大年三十的，谁还开着店呢。”他替我把行李放放好，“我煨了鸡汤，还是下面给你吃吧，你看行不行？”
“挺好。”我说。
“行！你等我！”他很快进了厨房。
我在沙发上坐下，沙发已经很旧了，我一坐，就塌下去一大块。他很快端着一碗面出来，问我说：“不是说好不回来过年的吗？”
“忽然想回来，就回来了。”
“回来也挺好。“他又进了厨房，拎着一个保温盒出来，对我说：“你在家坐坐，我去一趟医院，很快就回来。”
“你去医院做什么？”
“有人住院了，我去送点鸡汤给她喝。”他说。
“谁住院了？”我问。
“一个朋友。”他说，说完，穿上他的胶鞋，拎着保温盒出了家门。
我并不知道他有什么朋友，不过他的事我也懒得过问。透过窗户，我看到外面又开始下雪了，我想了想，决定明天去商场替他买双像样的棉鞋。电视很吵，我把它关掉，与此同时，我的手机响了一下，我以为是蒋皎的短消息。但拿起来看，竟是李珥：新年快乐！
我迅速地回电话过去。那边很快接了起来，她好像是在外面，很吵，可以听到放鞭炮的声音。
“小耳朵。”我说，“我要见你。”
那边停了很久才问我：“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我要见你。”
“你回来了吗？”
“是的。”我说，“我回来了。”
“你刚才叫我什么？”她忽然问。
“小耳朵。”我说。
“噢。”她说，“你在做什么？”
“在家里。”我说。
“我们在胜利广场放烟花，你要是高兴，一起来玩啊！”
我放下电话就套上我的棉外套去了胜利广场。从我家走到胜利广场大约需要十分钟的时间，远远地我就看到了她，她穿了一件红色的小棉袄，头发扎起来了，可爱的小马尾，站在尤他身边，尤他正在替她点一根长长的烟花。
烟花照亮她的微笑。那微笑让我想起吧啦，照理说，她和吧啦应该是完完全全不同的，但是这一刻，我有些迷糊，仿佛她们就是同一个人。
我喊了她一声，她可能玩高兴了，没有听见。于是我站在广场边上抽烟，等待她发现我的存在。
烟抽到一半的时候，她跑到我面前来，微笑着说：“张漾，你来了，怎么不吱声呢？”
“你期末考考得怎么样？”我问她。
她笑：“还行。”
尤他跟过来：“李珥，你还要不要放？呀，是张漾啊，我差点没认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