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句话也没再多说，打开门走到外面冬天的清晨里。
姐姐的车就那么爽快地离去了。我踩在斑马线上，觉得似乎有什么东西不对，可是周围并没有车辆的喇叭声来提醒我。早餐摊位的摊主们刚刚开始他们的一天了，准确地说，马上就要开始。他们每夭都起得这么早，生活对他们来讲是艰辛的，可是，他们的家里没有杀人犯。我问自己现在要去什么地方，但是我最终只是挪到了人行道上，缓缓地在两个早餐的小摊位之间蹲了下来。卖豆浆的摊主是个看上去跟我妈妈差不多大的阿姨，她问我：“小姑娘你不舒服吗?”我说：“没有。”我敢说我是平静和微笑地跟她说“没有”的。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没有资格浪费任何一个陌生人给我的善意了。
我抱住了自己的膝盖。早晨很冷的，天色还是灰蓝的，没有亮透。我可以在片刻之后把眼泪在外套的袖子上抹干，这样也许能若无其事地站起来了。我现在需要知道我所有的努力其实都是有意义的，尽管这意义也许非常卑微——只够让我若无其事地站起来。手机在口袋里振动了——这次不是幻觉，是真的。屏幕上绿色的光芒照亮了我衣服和膝盖之间仓促凑成的小黑夜，“苏远智”那三个汉字带着棱角，划着我的喉咙和胃壁。我没打开短信，闭上眼睛把手机放回了兜里。对不起。在真正折磨人的“对不起”的感觉来纠缠我之前，就让我先在心里把这三个字背诵一次吧。对不起，我暂时没有力气真正觉得“对不起”;对不起，我知道我终究会被真正的“对不起”折磨得夜不能寐但是这依然是没有用的;对不起，也许我会躲避在“对不起”里面让自己因为疼痛而清晰地体会到自己存在着;对不起，但是那种存在感却依然不能让我假装神明看得见我。就让所有“对不起”晚点再来捉我归案可以么，我不是不认罪，我只是想在认罪之前和自己待一会儿，然后喝一杯热豆浆。
“郑南音小朋友，你怎么还在这儿?”这个声音简直是个噩梦。但是我很高兴，我还记得把眼泪抹掉再抬起头来看他。
“别理我。”我静静地说。其实我心里已经在咬牙切齿了，但是我却没有了咬牙切齿地说话的勇气。
“你不是跟你姐姐走了吗?”难得地，他说话的时候不再笑。
“我下车来买豆浆……”我不信我不敢直视他的眼睛。
他对着我很自然地伸出了右手：“我请你。”我自己站了起来，但是在我站起来的那一瞬间，他走过来牵住了我的手。
然后他跟那个善良的卖豆浆的阿姨说：“两杯热的，带走，一杯加糖。”
阿姨用戴厚厚的手套的手给我们装了两杯，神秘地笑笑说：“闹别扭了，就是该和好嘛。人家一个女孩子，这么冷的天气……”
趁着他要付钱的时候，我把手挣脱了出来，名正言顺地把豆浆拿到那只他碰触过的手里。
我们坐在医院底层的挂号大厅里面，把两杯豆浆喝完。外面似乎快要出太阳了，至少这间挂号大厅里的人们又开始了正常的熙熙攘攘。他早就把那个空杯子捏在手里当玩具一样虐待着，我绝望地看着我的杯子一点一点地见底。随着绝望加深，我心里却渐渐地堆起来积雪一般深重的平静。我们没有开口说话，谁都没有。
后来他低声说：“要是你还没喝够，我就再出去给你买一杯。别一直咬吸管了，看着真凄凉，跟饥荒地区的儿童一样。”
我问：“陈医生是什么刚候醒来的?”
他说：“昨天晚上。快要凌晨了。”
我们就像两个非常成熟的人那样，不约而同地把我们之间的问题和烦恼放在一边，谈论起更重要的事情。低声地交流着陈医生的身体状况，和他脱离生命危险的可能性。——这种平衡稳重的局面自然是装出来的，可是，我们也必须如此，因为摆在面前的，的确有比“我们接过吻”更严重的事情。
他谈起这些的时候，语气淡然得不像是在聊一桩惨剧。我知道他置身其中太久了，所以非常坚韧地就习惯了起来。他说：“无论怎么样，高位截瘫是肯定的。因为脊椎受了伤，而且昏迷得太久了，脑损伤也是没法治的。就看他能不能恢复些语言的能力，还有记忆了。要再等一段时间，才能确定他的智力在什么水准上。”他长长地叹气，“其实醒来也没什么区别。全身上下唯一能动的就是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