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天堂(71)

我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经出现在卫生间里。我把冷水撩在脸上，抬起头，镜子里那张宋天杨的脸熟悉得让我不敢认。

我已经二十五岁。还年轻，非常年轻。除了年轻之外似乎没什么可炫耀的。我的人生一直都很平淡。七年来，爱过其他人，堕过胎，上过大学，上过班，似乎做了很多事情。总之早就不再是那个高中女生宋天杨。我已经忘了你了。尽管在你的声音蛮不讲理地从天而降之时我依旧不能“没什么”。

我背靠着墙壁。墙壁很凉。这时杨佩走了进来，笑嘻嘻地把脸凑过来，“怎么，痛经呀？”

黄昏降临在我从小长大的这个城市。夕阳西下，光影浮动而已。没什么景致。就像很多发展得不够彻底的地方一样，摩天大楼的隔壁就有可能是几间低矮破旧的廉价酒馆。麦当劳的背后伸出一个老式的锅炉房的大烟囱。行走在这繁华与荒凉的奇异组合之间的人们也是如此，嘴唇上穿着银环的同性恋和像是从八十年代的电影里走下来的中年妇女擦肩而过，脸上同时浮起一模一样的鄙夷。省政府对面的星巴克里几个刚刚下班的公务员旁若无人地喧哗，把薯条往“科罗娜”里蘸，让旁边几个Office Lady花容失色然后爆出一阵浅笑。街头走过几个北明中学的女孩子，即使没有那身校服我也看得出来她们是北明的学生。因为她们身上有种跟这个城市不搭调的东西。

曾经。据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师们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北明的学生可不像我们一样。他们成绩优秀之外勤奋朴素，待人有礼，男女同学之间团结友爱互相帮助但决不越界，浑身散发着老人家们认为年轻人应该散发的气息。到了我们已经不是那么回事。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那时候每月在全班女孩子里流传，老师们屡禁不绝的《ELLE》、《HOW》、《FASHION》、《瑞丽》，都是些成绩非常好的同学，老师们的宝贝儿带来的。女生们围成一圈赞叹巴黎伦敦东京的最新时尚的时候，或者说，惊叹那些豪华的铜版纸本身传达出的庸常生活之外的气息的时候，她们也跟着赞叹，但脸上有种微妙的矜持。对于她们，这些最有可能离开这里的女孩子们，那不是惊叹一下就算了的梦想，而是稍微伸出手臂就够得到的人生——至少她们自己这样认为。老师们对此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办法，因为他们对这个时代没有感情。

有一回，好脾气的数学老师没收了一本过期的《ELLE》，看了一眼定价，只说了一句：“昨天我们开会，碰到一个××中学的老师，你们知道的，那是钢铁厂的子弟中学，很多人的父母都下岗了，那个老师跟我说：‘为了准备高考，你们在考虑给学生选什么样的辅导材料最好，可是我们必须考虑那些辅导材料我们的学生能不能买得起。’”现在想起这句话，算是听出了个中辛酸，可是那时候谁听得进去这个啊。那种连辅导材料都买不起的生活跟我们，跟花岗岩的北明有什么关系？就算我们当中有来自那种生活的，进了北明的门槛也就注定要跟那种日子永别了。

十七岁的我们，就是这么不知天高地厚。在那段不知天高地厚的日子里，仰望着这座城市污染指数排全国第三名的天空，忘了自己其实是这个脏得令人难堪的天空的一部分。好像这个天空不配理解我们的梦想，我们的悲伤，当然还有我们的爱情。看看我们谈情说爱的地方吧，比如北明中学的音乐教室，那是这个城市最正点的音乐教室了，连大学的琴房都远没有这个气派。三角钢琴悠然地立着，柚木地板空荡荡地幽香着，没人上课的时候，再难听的嗓音也会被这里的共鸣修改得说出圆润动人的情话。除了北明的学生，这个城市十七岁的孩子谁能这样谈恋爱？

就是在这个音乐教室里，江东攥紧我的手腕，一路把我拖到敞亮的落地窗前面。在柚木的幽香中他使尽全身力气冲我大声地喊：“要是你再逼我，咱俩就一块儿从这儿跳下去谁都别活！你看我敢不敢！”

我吓傻了，完完全全地吓傻了，他的表情让我觉得他可以说到做到。钢琴上的贝多芬胸像悲悯地望着我们，这个没有礼貌的聋子。我的眼光怯生生地扫到了老贝的身上：你或者你的音乐能救救我们吗？我们就要死了，我们的爱情也是。江东就在这时候突然紧紧搂住了我，我都不能呼吸了。他说：“天杨，天杨对不起。我该死，天杨。”谢了，老贝。一种转瞬即逝的优越感像流星一样不和谐地划过了我痛彻心肺的夜空。我和江东之间或者快要完蛋了，但那老贝带来的优越感又是怎么回事？“文明”这东西，有时候可以像硫酸一样腐蚀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