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口烫头年师傅(2)

程茜垂着脑袋依旧哭哭啼啼，吸了吸鼻子，一边往巷子里走，一边开始拉着年晓泉倾诉：“我知道，我现在心里乱的很，只想找个人说一说话。你要是再不回来，我就要没有主心骨了。”

程茜这话说得楚楚可怜，气质好似菟丝花一朵，可就在四年前，她也是能手拿菜刀、追着白宴砍上好几里的风流人物，只可惜如今英雄气短，持刀的侠士一朝耽溺爱情，婚姻的琐碎把她变成了这样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

两人一路无话，手挨着手，肩靠着肩，开始慢慢踱着步子往“老杨理发店”那头走，一路上遇见不少前来打招呼的人，都是曾经照顾过年晓泉的街坊邻居，有一阵时间没见到她，很是热心的过来问她的近况。

年晓泉不是土生土长的潭城姑娘，但她在这里打拼多年，金锣巷对于她这个外地人而言，也是半个娘家。

当年年晓泉进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这家 “老杨理发店”里做学徒。

“老杨理发店”那时还不叫这个名儿，老一辈的行当没有招牌，二十平方米的地方，只有一个大门朝西开。

店里人来人往多是熟客，一大早，带着自己泡了茶的印花搪瓷杯往店里一坐，阔绰热闹，聊起天来，你一言我一语，话题天南地北，轻不牵涉各自短裤内衣的颜色，重不问候对方记忆中凶悍的老母亲，家国天下事，话头一起，总能得到几句附和，似乎不管是批判谁家不爱洗碗的老头，还是同情哪个又陷入了水深火热的国家，都显得很有参考性。

“老杨理发店”那时的店主老杨是这一片街区的剪头技术骨干。

老杨平时喜欢分析国际形势，年过七十收了年晓泉这么个徒弟，又多了个跟人炫耀自己“后继有人”的乐子。

他的妻子郑老太太是当年把年晓泉从车站捡回来的人。

郑老太太年轻时是工人，一辈子热爱劳动，嫁给老杨之后，成了金锣巷的风纪检查员以及吵架委员会会长。

老太太在金锣巷江湖地位颇高，一片街区的婚丧嫁娶都与她有关，前后忙碌几十年，男同志见到她下意识都要搂紧裤腰带，如果不是后来查出恶性肿瘤，她不得不退出江湖，年晓泉兴许还能被她培养得更像样一点。

年晓泉跟着老太太来金锣巷时刚满十七。

老太太把她当半个孙女养活，一个月开出工资六百多，包吃包住。

住的地方就在小店楼上，是间五六平米的杂物间。里头放着一张木板单人床，还有一张樟木小桌，推开窗能听见后巷豆腐西施的吆喝，关上窗也有对门小姑娘练习二胡的靡靡之音，间或带上几声小夫妻的争吵，抑扬顿挫，都是夹杂带英文的。

那时候首都正要举办奥运会，潭城作为二线省会城市，有样学样，居民们的学习热情分外高涨，大家为表现自己的博学好客，吵起架来，也都很负责的懂得加上两句鸟语。

老杨两口子鸟语说的不好，所以就时常需要向高中毕业的年晓泉请教。祖孙仨到了晚上，围着餐桌抬头看，电视里放着歌舞升平的新闻联播，桌上摆着红泥火炉的家常菜色，打眼一望，就跟一家人一样。

年晓泉跟老两口住了小半年，个子往上冲出三四厘米，十七岁的姑娘，身高直逼一米七三。

老杨对自己这个关门弟子很是看重，倾囊相授。

直到第二年入夏，郑老太太病情恶化，他才不得不离开潭城、带着妻子去了北城治病。

老杨走之前关掉理发店，把年晓泉很是郑重地交到了儿子小杨手里。

小杨四十来岁，子承父业，也给人剪头。

但他工作的地方比金锣巷洋气多了——在城北一家高档美发会所。

会所里没有老搪瓷茶杯，那里也没有人高声聊天，上那儿剪头的客人一般叫做消费者，剪头的师傅并不叫师傅，端庄一点喊老师，亲切一点叫托尼。

杨托尼早些年去海外游学，娶回来一位日本媳妇，个矮头圆，胸大如斗，老杨和郑老太太将这位儿媳视作洪水猛兽，三人梗着脖子大吵一架，之后来往渐少，连门也不让他们上了。

郑老太太病情恶化得突然，甚至没能看完自己心心念念的奥运会，她去世后的第二年，老杨也跟着走了。

杨托尼送走两位老人，心灰意冷，决定跟着妻子去日本生活。

那时潭城的房价不高，年晓泉得知他的意思，便借钱把“老杨理发店”收过来，在外面挂了个招牌，一行“老杨理发店”言简意赅，漂亮大方，算是给老杨当初那一句“后继有人”，赋予了一个体面的交代。

这些年，年晓泉工作越发忙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