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马上闭上了张开的嘴巴，对于此事，再什么也没说。
我们只在他的父母家呆了两天一宿，星期日的晚上我跟JP驱车回家。他的妈妈给我们带了满篮子的新鲜蔬菜和水果，又偷偷地在JP的夹克上衣里面放了七百块欧元，上面有一个小条：Claire的零用钱。
有多少老婆婆给了些什么东西给儿子和媳妇，要当面地大张旗鼓地甚至要当着亲家的面给，来换取一大堆的谢谢，但是西蒙娜不是这样的人，我对她的印象更好了，不过同时也准备着下一次跟老头儿莫里斯过招。
36.两个人过日子，谁也别给谁脸色看
我们再回到他的父母家是两个星期之后，天气凉爽多了，原来清脆的苹果被霜打了，现在面乎乎的，也怪好吃的。JP陪着我去山下的奥朗日小城转了一圈，让我去看了他原来念的初中和高中。那是周六的下午，与大街上的熙熙攘攘不同，学校的操场上面空荡荡的，运动器材那边有几个坐着聊天的男孩女孩，向我们友好地笑笑。
“班上谁学习最好？”我问。
“数学是我，语文是女孩卡米尔。”
“卡米尔好看不？”
“忘却了。”他晃晃脑袋。
“班上最好看的姑娘是谁？”
“茱莉。”
“这很公平：最漂亮的女孩与学习最好的女孩不是同一个人。”我说。
JP笑起来。
“最烦谁？”我问。
“历史老师。”他想一想，慢慢说道。
“为什么？”
“有一天我实在太困了，就趴在桌上睡着了。他走到我旁边，敲着桌子把我给弄醒了，然后双手掐着自己的眉心说：哦，这简直是让人难以忍受！”
“你们上课不让睡觉？”我说。
“不让。你们中国可以？”
“作业太多，上课的时候打个盹还行。我们上课不让吃东西。”我说，“有一天在我的课堂上，一个小男孩，小胖子在那里吃鸡蛋饼……你记得吗？我买给你吃过的……我气极了，跟他说：上课禁止便溺……”
“你这个野蛮的坏老师！”他看着我说。
“你妈每天给你多少零用钱？”
“足够。”
“说数字。”我说。
“真忘了。”他说，“但是我的口袋里面的钱总是够用的。我妈还给我买过一块西铁城的表，戴到班里来，同学们羡慕极了。”
“朋友多吗？”
“初中的时候不多。”他说，“我不爱说话，总是独来独往的。”
“后来怎么觉悟了？知道交朋友了？”
我的问题显然触动了他心里某段不愿意想起的回忆，过了一会儿他跟我说：“你看见那个塑像没有？”
“嗯。”
“那是首任校长的塑像。我自己落单了，就被高年级的小孩盯上了，有一天下大雪，几个人从后面上来把我抬起来，然后扔到塑像后面的大雪堆里面去了……”
“然后呢？”
“他们笑嘻嘻地、快活地走了。我站起来，把身上的雪给拍掉，也回去上课去了。”
“哎呀……”我咂咂嘴巴，“真惨啊。那你没有告诉他们的老师，活着回去跟你爸爸妈妈说？或者跟你哥哥说，让他帮你报仇什么的？”
JP看看我，“你觉得我被扔到雪堆里面还不够没面子吗？你觉得我应该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事儿，对吗？”
我笑得都喘不上来气了，脑袋里面是这个家伙十三四岁时候的样子：胖嘟嘟的小圆脸，穿着挺时髦的小夹克，腕子上带着西铁城的手表，双手插在法兰绒裤子的口袋里面，自己在操场上面逛逛悠悠的，这个好捉弄的对象忽然被大孩子们发现了，他们三下五除二把他举起来扔到了雪堆里，他一没惊慌二没愤怒三也没跟别人说，从雪堆里面爬出来就又去上课了。
“后来知道要交朋友了？”
“几个人在一起总好过被人欺负。”他说。
“你们混到一起都做些什么？”
“说些下流的笑话，要不就议论姑娘们。”
“靠，你也这样？亏我还以为你是正经人。”我说。
“我不讲的，我就是爱听，跟着笑。”
奥朗日小城依山而建，美丽精致，比起依云和美心城，这里更靠近南方，气候更加温暖，阳光也更加充沛。城市里到处都是雕塑和喷泉，全城的公共汽车都是免费的，就连雪糕和巧克力馅饼都比疑云便宜不少。
我跟着JP在城里逛了半天，回到家里，正好赶上他妈妈开晚饭。一来我在山下的城里吃了些零食，二来西蒙娜做的汤和炒蛋根本不放盐，吃上去一点滋味都没有，于是我只扒了一点到自己的盘子里。
老莫里斯又说话了，“哼，她的胃口还没有一只麻雀的大。”
我看他一眼，“不饿。而且我晚上不习惯多吃。”
吃了几口饭，他问我：“平时在家里，你都做什么？”
“买菜，做饭，看电视，上网。”我说。
“真是了不起的现代人啊，典型的现代生活。”他说，语气有点讽刺意味。
“否则你觉得我应该怎么生活？”我说。
“你应该多动一动。”他说，“走路，干活儿，骑自行车……这样你吃得多，也都能消化掉。另外我觉得你早上起的也太晚，你知道吗？你把一天里最好的光阴给错过了，晚睡晚起可不是什么好的习惯。你刚才跟着Jean-Paul在外面吃东西了吧？我看见你衣服口袋里面那个包巧克力馅饼的纸了，三餐之间吃零食这可不好啊……”
他说啊说啊就没完没了了。
我的心里十分反感：我二十八九岁了，快三十年我都过着这种日子，为什么你要在这里不停地批评？他一定是觉得跟我混熟了，或者因为他儿子把一半的家产给了我，所以他就有资格在这里随便说我？
我才不会把这当做是好意的。真正的好意首先是出于对别人生活习惯和理念的理解和尊重，而不是用自己的方式习惯还有价值观去替代别人进行判断，告诉他要怎么做，不要怎么做。
换言之，无论莫里斯出于什么想法，他更多的是想要约束我，控制一个新来的家庭分子，我决不接受。
他还在那里絮叨，告诉我应该有怎样的良好的作息和生活习惯，西蒙娜与JP一声不吭，我脑袋里面想起来我来法国之前给自己订的一条原则：我能在家里为我父母做的，我也能为JP的父母做；我不能为我父母做的，我也不为他们做；我父母不能对我做的，我也绝对不能允许他们对我那样做。
简而言之就是：父母对等原则。
我老爸老妈不能跟我说的话，不能批评我的事情，我也不能给他这个面子。
终于莫里斯在满桌子的沉默中说完了话，我把手里的勺子放在盘子旁边，然后清楚地跟他说：“莫里斯，听我说：我是中国知识分子，没法学习法国农场主的生活习惯。真抱歉。”
之后我把这件事情在电话里讲给了我妈妈和姐姐听，我姐姐在电话另一边沉默了半天跟我说：“你的反应过激了吧？”
“我可不喜欢他那样说，说得我头疼。这不是一个好的开端，我刚来他就看我什么都不顺眼，以后怎么办？”
“让·保罗说什么？”
“什么都没说。他妈妈也什么都没说。”
“他爸爸呢？”
“马上闭嘴了，再也不说了。”
“你威武。”我姐说。
那次我是真的不高兴，回家之后就跟JP发作了。
“你爸怎么回事儿？”
“没怎么回事儿啊。”
“凭什么絮叨个没完？我晚睡晚起怎么了？我就是不愿意动弹怎么了？我吃零食又怎么了？他凭什么管我？”
“他不是要管你，你还不了解他，他就是那样的人。”
“也许他也应该了解，我是怎样的人。”我说。
关于婚姻，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进行了一些细致深入的思考。
那时候我差不多十五六岁，我姐姐和我后来的姐夫打算结婚了，双方家人要见面，于是这个世界上，这个城市里一大票陌生人变成了我的“亲戚”。
我姐夫的父母，我得叫他们叔叔婶婶：他弟弟，我叫二哥，后来他结婚生娃了，我还多了个二嫂和外甥；他家的老姨老舅表姐表妹都跟我有了连带的关系。
有了新的亲戚来应酬，也就会有新的故事和矛盾，而且经常会有八竿子打不着的人的事情求到你的头上来。
我记得有一次，我姐让我求大学里另一个学院的老师，给他手下的一个学生的期末成绩予以小小照顾。
我说：“这是谁的亲戚啊？”
“三姐婆家的侄子。”
“是姐夫老姨家的三姐啊？”
“不是，是你姐夫大爷家的三姐。”
“哦，是上次吃饭穿紫色貂皮的那个不？”
“那是老姨家的二姐，大爷家的三姐穿白色羽绒服。”
结了婚，亲戚多了，就是麻烦事儿也跟着多了。
从来都没有吵过架，相互之间连厉害话都没有说过的我跟JP，因为他老爹，接下来足足冷战两天。
两天之内，我们俩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儿不说。我每天仍把饭食准备好房间打扫干净，他每天仍在我的小钱包里放些零用帮我收拾收拾电脑，但是我们之间气氛实在有点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