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们说，南一你这是干什么呀？
头发不好看，我要把卷子弄掉。
怎么不好看啊？多好看啊。
我原来是直头发的，直头发的好。我也不喜欢这条围巾。我喜欢去年冬天我带的那条蓝色的。
——南一说话的声音不大不小，她的话是要讲给这屋子里面另一个人听的。她想要帮助那个人回忆起来自己从前的形象，这一年的冬天，他们相遇时候她的形象：她是个直发齐耳的女孩，围着一条蓝围巾，她用并不壮实的肩膀把那高个子的年轻人扛回家的……
那人一口一口地抽旱烟，对旁边女孩之间的对话毫没留意，也毫无反应。
老板点完了货问年轻人：“榛蘑少了。”
“今年山里面也旱，收得不多。”年轻人答。
“怎么是你来送货？”
“老李头上个月腿坏了，不出山了。”
“你走的时候带些药回去吧？”
“药还是你来抓吧，你送上山，再请个郎中，跟你一起上山去。”年轻人一边吸烟一边说。
老板抬头看了看他。
南一她们称了二斤榛子，付钱出门，年轻人这个时候喊了她一声：“小姐。”
南一回过头来。
“围巾忘了。”
南一从放榛子的口袋上把自己的围巾拿起来一边往脖子上面裹，一边直直地，肆无忌惮地看着这个年轻人。
她把他给看得笑起来，指着自己鼻子说：“我是长了俩鼻子啊？”
南一摇摇头：“像个熟人。”
“哪里的熟人啊？”
“抚顺的。”
“那不可能啦。我从吉林来的。”他说着站起来，“以后想吃榛子再来吧。我给你算便宜点。”
原来的老板很快不见了，年轻人坐到了山货行账房后面的位置上。
南一在办公室每天誊写的新闻稿件上面总有些五花八门的治安案件：医院药品被窃，富商仓库遭劫，白俄贵族的儿子被第三次绑票……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事情被报道出来，买报来看的人不少，但是案件大多不了了之，也没个后续结果。可在南一的脑袋里面，案犯只有一个，就是那潜伏在山货行里面的土匪，她甚至为他编造出了合理的作案动机，恰当的时间和完美的善后。她很快打听出来这新掌柜的叫做谭芳了，真名假名不可考。
十一月的傍晚，南一像只鬼魂一样游荡在山货行后门的时候，被人从后面掐住了脖子，然后推到了墙边，鼻子嘴巴都贴在红砖墙上，一动也动不得。
“偷榛子，是吧？我送你去保安所。”土匪在她身后说，声音低沉喑哑。
“我不怕的。”南一说，“我没干坏事儿。没杀人放火，没打家劫舍。”
她脖子后面两根手指头松了，南一愤怒地转过身，看着谭芳，他身上是条棉长袍，领子翻出毛边。南一继续指控：“我也不是睁眼瞎，连救命恩人都认不出来。”
谭芳拧了拧袖口，不当回事儿的样子：“说什么呢？”
“我，”南一欺过来，看着他鼻子眼睛嘴，明明白白地说道，“说什么呢？我，我跟你说，大年初一的早上，你埋在雪里，半死不活，我把你给抗到我们家去的。我舅给你扎针活血，我舅母给你煮粥喂水，家里好吃好喝伺候着你才没死。初四早上你醒过来，骑走我家一匹马，过了三天才送回来的。这事儿没错吧？别说我没偷你家破榛子，就算我偷了，也只当是跟你收救命钱！”
谭芳看着她脸半晌，“切”了一声：“还知道什么？”
“……你肚子上面被人捅了……你的飞镖柄上有，金线，”南一咬着牙齿说，“你，你是土……”
她“匪”字还没出口，便被他捂住了嘴巴，谭芳的脸近在咫尺，凶狠简洁地威胁道：“想活命就把嘴闭上……听懂没？……点个头。”
南一点点头，没管住自己一滴眼泪就掉下来了。
土匪松了手。
她总是在做一个类似的动作，就是把围脖一圈一圈地往脖子上缠，过程当中镇定了自己，慢慢说道：“我要是想要告诉别人，早就说出去了。”
土匪回身看了看她，脸上忽然绽开一个憨笑：“闹着玩呢，因为这就哭了？我早认出来你了，只是我在这里朋友太多，想见不想见的都有，难免得小心点。”
南一拔腿就走，把谭芳的话丢在后面，他说，爱吃榛子我以后都给你送去吧。
从那个秋天开始，南一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收到一布口袋的榛子。分量很足，日子也算得很清楚，她每次差不多要吃完的时候，又一袋子送到了。南一心里知道这是来自于谁的礼物，不仅心安理得地自己吃，还拿出来请客——他欠她一条命的。但是她后来都没再见到他，坐着人力车偶尔经过，见那山货行生意不错，总有人出出入入。
好姑娘总要爱上坏男孩。好看的土匪就是老实孩子南一的劫数。三年不见的好友从日本回来，南一几次张口想要跟她谈谈这事儿，讨个主意，话到嘴边又觉得无从说起，便又咽了回去。所以一个人的苦恼只有她自己知道，汪明月居然还在羡慕她的快活呢。
第二十五章
“奉天银行”在建工程的工人们发现年轻的日本监理东桑是个不太好对付的人。他接手这个职位的时候，银行主楼地下工程的西面承重墙已经砌好。工人们像往常一样动了小聪明，他们将本该水平砌筑的长方形红砖竖着磊，墙面高度增加得很快，四米五高的墙壁四天不到就砌好了，水泥一抹，谁都看不出来蹊跷。这是建筑工地上偷懒赶活儿的老把戏，他们在自己住的村子里给地主家盖房子是这么干的，他们进城打工给俄国人盖楼是这么干的，他们在原来的日本老监理鼻子底下也是这么干的，如今来了这个模样斯文俊秀的新人，他们以为也能糊弄过去的。
那天早上他们一起上工的时候，发现砌好的西墙已经倒了三米左右的长度，日本人“东桑”正带着几个人在那里用巨大的石锤一下一下地砸墙。穿着白衣黑裤的东桑前一天还好好说话，语气和善地请他们“多多关照”，眼下他变了一副嘴脸，皱着眉头，嘴唇紧闭地发狠砸墙。领着人上工的中国工头儿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儿就一下跳到坑里，一把拽住东修治的手臂，狠狠推开，同时大喝一声：“干什么？！”
还没待翻译把话传过来，修治从残损的墙壁中找到竖着砌的砖头，又把它们横着比划给工头和所有的工人们看，用生硬的中国话急促地说：“我要这样！你们这样！不行！不行！”翻译把他接下来的日语继续传给所有人：“推倒！重做！每块砖头都必须水平密实的垒砌！照着工程要求上的做！照着合同上的做！你们没有合同吗？！”
无论如何偷工减料被抓了现行，这着实让人理亏，工人们有点傻眼，他们互相看了看，然后又一起去看工头儿，他是个四十多岁，身体强壮，见过世面的油子，是他们当中拿主意的人。修治从工人们的眼睛里明白他才是问题的主要矛盾，他明白墙怎么砌，砖怎么垒，那省下来的砖头都被倒卖去了哪里都是这个人的勾当，如果修治想要自己在奉天做的第一个工程迅速优质地完成，他首先要摆平的是这个人。修治走到工头面前，看着这个粗手大脚的汉子黝黑的脸庞和恼羞成怒的眼睛，让翻译问他，还有什么问题？
工头儿解下系在脖子上的围巾，恶狠狠地摔在地上，凶悍地用手指指着翻译说：“你跟小日本子说：一天五毛钱打发花子吗？爷爷不伺候了！”
然后他转身就走，工人们学着他的样子，各个甩了毛巾，骂骂咧咧地离开工地，他们又迅速地聚拢在工头儿边上，小心翼翼又心有不甘地商量着：“咱不上工了？真不伺候了？我媳妇还指着我这一天五毛钱呢……”工头儿咧着嘴巴道：“你们懂个屁？！”
接下来的两天，中国工人们果然没有上工。发生在建筑工地上的罢工事件很快被报告给了会社，舅父石田秀一给修治打了电话，请他去开会，商讨一下对策，修治说自己忙于修改图纸，没有时间去开会。
石田秀一在电话里面说耽误工时就是耽误赚钱，关于工钱，他们实则留有一定的空间，最高可以付到每天七毛五分钱，就是为了以后一旦出现问题，可以拿这个作为杠杆来调节。
修治拿着电话，严肃而且克制：“是工程质量出现问题，为什么要让步呢？以后再有类似的矛盾怎么办？请放心，事情就请交给我来解决吧，无论怎样，绝不能接受威胁。”
舅父在电话的另一端呵呵地笑起来：“那就拜托你了，修治。”
修治能有什么办法呢？他可不算是个聪明伶俐的家伙，功课和工作做得很好，却从来不会走捷径，这个人最大的优势是他的沉着和耐心。他十一岁的时候曾经跟随父亲去山上打猎，他们在一棵松树的下面发现了红狐狸的洞穴。修治在这个洞口旁边守候了七个夜晚，终于逮到了想要带着儿女们转移的狐狸夫妇。修治给自己留下一只小崽，放生了其余狐狸。那个叛逆凶狠的小东西在半年的时间里被他用食盐，水果和藤条训练得服服帖帖，比小桔的秋田犬还要乖巧可爱，后来一只陪伴在他身边到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