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是做生意的，讨个吉利而已。”傅侗文笑道。
祝太太再没理由推拒，只好收了。
六辆汽车等在弄堂口，他们等着行李搬运妥当，分开两拨，坐了前头两辆汽车。
沈奚坐到汽车里，还在想着那个红纸包：“万安怎么还会备着这东西？”
小五爷在前座里，回头反问：“嫂子没见过吗？三哥过去在北京，可是有名的散财神。”
她摇头。从未见过。
“嫂子总还记得过年听戏时，三哥往楼下撒钱的事儿吧？”
“你这么一说，倒记起来了。”
他两手抄在长裤口袋里，在大红灯笼下倚着柱子，笑看着妹妹们将一捧捧银元撒到戏台上、泥土地里。明明做着荒唐事，偏不让人心生厌烦。
“难怪……”让人难忘，尤其是辜家那位小姐。
“好了，”傅侗文突然说，“不要在你嫂子面前揭我的短处。”
“这算什么短处？”小五爷抗议。
“你嫂子都说‘难怪’了，后半句就是要吃醋，”傅侗文道，“不信你问她，是不是？”
她自然不肯承认。
“我是要说……难怪，傅三爷能交到那么多朋友，阔绰又慷慨。”
“哦？”傅侗文单单回了一个字。
沈奚郁郁，不再吭声。
小五爷后知后觉，嗅出后排座椅的不对劲，识相地闭了嘴。
“三爷，可以走了。”司机从后视镜里确认着后五辆车的情况。
傅侗文摸出怀表，微型钟摆在他的掌心里，“哒哒、哒哒”地轻响着。两只翠色孔雀左右环抱着瓷白表盘，时针指在四点十五分的地方。
火车七点到站，时间尚早。
傅侗文把怀表收妥当，吩咐说：“先去黄浦公园。”
“是要见什么人吗？”沈奚不解。
他摇头：“谁都不见，带小五去看看。”
她看傅侗文坚持，没再多问，把自己围着的狐狸尾取下，盖在了两人的膝盖上。轿车里不比公寓，有炭火盆取暖，她怕他吃不消。
他们这辆车是头车，领着后边的五辆汽车，向北往外滩去。
沈奚平日忙于医院的事，不热衷于消遣娱乐，没去过上海的公共花园，对黄浦公园仅有的印象也是在两年前。她从汇中饭店房间里，远观过外滩沿岸。
这个公园是沿江而建的，有灌木丛和乔木，供人休憩的长椅，铜铸雕像的喷水池，全是西洋式的设计。当时饭店的服务生还给她讲，公园里还有纪念外国将军的石碑，是当年清政府为谄媚洋人而建的。
她当时并没对那里产生兴趣，也没多留意。而今细想，也不觉得那里的景色有何特别，值得在离开上海前特地去看一看。
车缓缓停靠在路旁。到了。
“三哥就不陪你下去了，”傅侗文对前排的人说，“你去大门口，找到公园的告示牌，仔细看看。”他明显在卖关子。
小五爷自幼和傅侗文要好，知道傅侗文的性子，料定三哥是在和他打哑谜。于是带着十二分的兴致，独自下了车。他右手习惯性地按着大腿，在手杖的辅助下，走得稳健，并不在意偶尔回望的路人。
沈奚撩开车窗内的白纱，看小五爷的背影，发现他在找着公告牌，忽然被守门人拦住了。两人在交谈着，小五爷很快出现了不悦的动作。
“怎么了？”
傅侗文未答。
小五爷那里似乎说服了对方，他伫立在铁门前，在看着公示牌。沈奚在等。
有一对东南亚华侨夫妇经过他身后，身材娇小的少妇领着个橄榄色皮肤的小女孩。小孩好奇心重，看小五爷站在铁门前，也就噔噔噔跑去他身后，张望着。
傅侗临突然掉转头，险些撞到小孩子，他致歉一点头，仓促而归。
再上车的男人，没了下车时的兴致，将手杖横在身前，沉默着。
“看到了？”傅侗文问。
“看到了。”他答。
“记住了？”
“记住了。”
沈奚一头雾水，忍不住地问：“你们在打什么哑谜？”她问小五爷，“你三哥喜欢卖关子，还是你说吧，是看到什么了？”
“The Gardens are reserved for the Foreign Community.”小五爷低声道，“告示牌的第一句。”
竟然……难怪他会被挡在门外。
公园只对洋人开放。这就是傅侗文要他看的。
他自幼生长于傅家，在北京也是有头有脸的小公子，哪怕后来在军校，都有世家子弟的待遇。后来战场上，他面对的都是中国人的内斗，是北洋政府和革命派的斗争。
他没去过租界，没留洋的经历，也没机会和洋人打交道。八国联军入京时，他还年幼，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时，他虽会跟着军校同学们高喊“丧权辱国”……可对租界、对洋人的认知也只到这里。浮于表面。
刚刚，他被拦在了门外。
在中国人自己的土地上，在一个不收费的公共花园大门口，被拦住了。
“我到上海后，去过三个公园，黄浦、虹口和兆丰公园，每一个公共花园的大门外都会挂着一块相似的公示牌。这就是现在的上海，”傅侗文平静地看着黄浦公园的大门，“每个有血性的中国男人，都该来看看。”
“三哥……”小五爷想说，他懂。
“走吧，”傅侗文的眼风从公园大门滑过去，微笑着说，“去火车站。”
汽车不再逗留，驶向火车站。
她在寂寂中，把手伸到狐狸毛皮下。傅侗文无声地把她的手捉了，揉搓着，给她取暖。
沈奚悄悄和他对视，见他眼中有笑，才算是安了心。
给小五爷上课不要紧，最怕是影响他的好心情。
车到火车站，天全黑了。
站外的天灰尘蒙蒙的。
汽车司机和男人们把行李箱卸下，大家在商量着如何分工抬进去。
在过去，傅侗文凡出远门，都会全程包租火车。包火车的好处多多，其中一样就是汽车可以直接驶入车站，把行李卸在站台上。
可今天的行程是临时定的，他们来不及包租火车，只买了半车厢的头等票，不论搬运行李还是候车都和寻常旅客没差别。换而言之，只能自己一箱箱搬。
大伙正打算分两批搬，傅侗文忽然提起一个皮箱子：“除了小五，余下人分一分行李，一起带上站台。”
沈奚当即提了自己装书的皮箱子，响应了他。
“三爷，”万安追着要抢行李，“您这身子骨，还是当心点儿吧。”
“你家三爷昔日留洋，带了三箱行李，还不都是自己搬运的？”傅侗文别过头，问落后自己半步的沈奚，“少奶奶也一样，都是吃过留洋苦处的。”
“是这样，三爷没骗你，”沈奚笑着挽住傅侗文的手臂，对万安说，“你不要以为留洋的人都是享福去了，全是要吃苦的。”
万安再要拦，两个人早走入车站。
六点时，最后一班到上海的车次也结束了，早没了出站旅客。所以此刻，无论是挑箩挟筐的，扶老携幼的，还是提着行李箱的年轻人都在朝着一个方向去，全在进站。沈奚和傅侗文顺着人群向前走，像在被潮水推着，上了站台。
他们人多、行李也多，聚在一起，大小十六个皮箱子竟堆成了一座小山丘。
车站站头每隔十米的木桩子上悬着一盏电灯，在黑夜里，将行李堆照出了一团黑影，更为醒目。也因为这堆皮箱子，迟到的周礼巡轻易就找到了他们。
他跑得急，额头冒了汗，把头上的帽子摘下来，扇着风说：“险些没赶上。”
说话间，火车的车头灯已经照到他脸上。
他笑，傅侗文也笑，谭庆项也笑。
“来，上车。”在旅客们蜂拥登车的声浪里，傅侗文揽住沈奚，登车。
他们是最先登车的一批人，挑选座位的余地大，沈奚环顾四周，最后挑了靠近车头的沙发。这是四人的座位，由四只单人皮沙发围拢着小矮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