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骑士(99)

「刚才我提到托比，实际上，我一直想要一个弟弟，和托比相处之后，我发现托比之所以内向，是因为他的性格早熟，和同年龄的孩子不是那么处得来，他需要独处，但是也喜欢有人作伴；即使身旁有人作伴，他也能独处。我们一起外出的机会不是那么多。我常常在想，那一天如果我没有心血来潮打算出门看电影，又如果托比不打算与我同行，又或者是和我出门的人是鲁道夫，甚至要是我带上了雨伞，我个人的历史轨迹都将改变──也许这一切对我本身的命运没有太大的影响，但那的确是改变了一些事。那一天，我和托比去看电影。电影结束，我们走在街上，天空忽然间下起了倾盆大雨。我刚才说，纽伦堡不常下雨，其实这不是真的，这里一年四季都会降雨，不同于伦敦，下的是细蒙蒙的小雨，打在衣服上不会淋湿我们的身体，每走一步足底都彷佛浸在水里。可是那一天，我以为自己回到了伦敦，我们在雨中狂奔，被淋得浑身湿透，那里离电车和公车站牌都有好一段路，不得已我们只好在一户人家的屋檐下躲雨。就是这个时候，这户人家的女主人走出，邀情我们进屋子里躲雨，是的，你也猜到了，那位女主人就是法尔茨女男爵。」

「她邀请我们进屋，递给我们毛巾，端来热茶，吩咐仆人拿出干净的衣物，一个和她一模一样的男孩捧着一套衣裤，让托比换上，她喊他小库尔特，夸奖他是个贴心善良的孩子。他的确是，不只是样貌，那个孩子的心灵性情和他的母亲也是相似的。库尔特对托比一见如故，带着他参观自己的房间，我和女男爵在客厅谈天。听见我的外国口音，她有些讶异，我猜想她本来以为我们是兄弟，我们不着边际地聊了一些关于我的国家的事，接着谈起那场令我淋成落汤鸡的电影，突然间，钢琴的声音响起，对话被中断了。我们静静听了一会儿，她说：『小迈尔先生的演奏很动听。』是的，的确是托比在演奏钢琴，她听得出来。忽然间，她又说：『迈尔，是安娜.迈尔的孩子吗？』是的，除了法院的工作之外，迈尔夫人还是一个钢琴家，就这样，音乐和诗歌开启了我们之间真正的对话。」

少校停顿了几秒钟，雅可布等待他说下去。

「你曾有过这种经验吗？一个素未谋面，本应是完全陌生的人，交谈之后，却熟悉的彷佛已经认识了一辈子，我坐在那里，像是回到了家，某种归属，就像我跨越了半个欧洲，为的就是见某个人一面。杜宏先生，你是否有过这种感觉呢？」

雅可布忘了自己当时怎么回答，少校似乎也不在意他说了些什么。

「在那个当下，我对时间的感受是静止的，有些东西永远地停留了。是的，彼时，时间的大钟上只有一个词──现在，然而它在不知不觉溜走。雨早就停了，我丝毫没有察觉，世界安静下来，我已经无法分边雨声和琴音，因为另一道美丽的声音落在其中。下一次我登门归还衣物时，她询问我是否能做库尔特的英文家教。从此，我多了一个学生，和一个朋友。」

「库尔特比托比大两岁，他很聪明，学得很快，尤其有会话上的天份，继承了他的母亲的美妙嗓音，就像在学唱歌一般复制我的腔调，天分出众，但是不大爱做功课；有时候托比会和我一起，他会在客厅弹钢琴，等库尔特下课，然后就是他们的时间了。她对此很包容，说：『男孩们总是有安排不完的游戏。』她会邀请我留下来吃饭。透过她，我多了一些社交活动。说也奇怪，我在纽伦堡停留的一个半月，频繁拜访法尔茨家，却从未见过她的丈夫，就连休假日，我也不曾在屋子里见过他。甚至小法尔茨也和母亲长得一模一样，从他身上看不见父亲的影子──请你不要误会，在我心中，他必定是个值得尊敬的人，我很想见见他。后来，我认识了一些人，从侧面得知，她那位年长十多岁的丈夫是一个军官，一九一九年战争结束后，并未退役，而是留任国防军。在那一年之后，来年我再度拜访，也从未见过他本人，只有照片。这是一件奇怪的事，不是吗？

「现在回想起来，后来发生的许多事，当时已经能窥见蛛丝马迹。我在一九三四年的夏天来到纽伦堡，那是历史的转折点，也是许多事物与价值观剧烈变动的年代，当时的我有没有注意到这些呢？我注意到了，同时也忽略了，我曾经参与历史，却不知道自己就在其中。早在纳粹还未上台前，我就耳闻那位领导人的狂名，那没有影响我对德意志的向往。纳粹党上台后，我的父亲反对我前往慕尼黑，我仍坚持自己的想法，直到今日我依旧认为自己做了对的决定，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决定之所以正确是建立在迈尔家那座坚固的堡垒上。九月，纽伦堡的空气酝酿着暴风雨和激情的气味，当时我已经能嗅出其中的危险与不对劲，然而，当我回到迈尔家，这一切都被隔绝在门墙之外。是的，彷佛与世隔绝，不是地理上的，而是氛围上的，那里安逸地像是一座城堡。迈尔先生的性格刚毅，固执保守，对于两个孩子要求严格，无论在身体或者心灵，他都比大多数人来得更强壮，他同样要求鲁道夫和托比像他一样；迈尔夫人是个温和沉静的女性，不同于迈尔先生，她极其有耐性，还有，惊人的韧性，对于凡人可能拥有的缺点有更宽广的包容心与同理心，她从内部真正保护这个家。迈尔家拥有数量惊人的藏书，初见面时，迈尔先生曾向我郑重承诺，他拥有这些书，而这些书同样属于我。我拥有随时借阅的权力。客厅里，他们从不谈论政治，也鲜少关心时事──表面上是如此──房子里甚至找不到一份报纸，当时颁布的种族法案以及不时听闻的犹太人攻击事件的话题从来不会在餐桌上出现。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很清楚自己旁观者的身分，但是这样的心理状态，同时出现在生活于纽伦堡的这一家人身上，他们身在其中，却又从中抽离。回到了英国后，我才意识到那是一个多么奇异的心理状态。来年，我再次造访迈尔家，发现客厅的书柜换了位子，少了一半的藏书，徘徊在书架边的托比想挑选几本书要与我分享，翻来覆去都是那些。虽然迈尔夫妇待我一如往常，但是迈尔先生选择覆上一层面具，顺应时势，迈尔夫人则变得沉默。当时的我太过年轻也太过天真，眼见曾经坚不可摧的堡垒变了样，除了失望，只剩下难以形容的荒凉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