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成夫郎的渣男赘婿(181)

《诗经》里面有相当大的诗篇都是赞美这位文王，周颂的颂字也是歌颂的意思，明了这个，这首诗的主旨也不让人意外了。

谢舒并不奇怪会试中会出现这样的题目，毕竟会试的录取名单还是需要皇帝来批复的，也就是说皇帝很有可能会亲自查看试卷。

而翰林院如此明显的出题用意，从侧面的一定角度说明了这位皇帝的风格。

不过谢舒对于这种应制诗并不排斥，在有限的发挥余地里，能写出精彩的文字也不失为一种挑战。

而赋的题目比起刚才的诗更要直白，以《周以宗强赋》为题，此句出自《史记序》“管蔡世家”：周公主盟，太任十子，周以宗强，嘉仲改过。

说的便是周朝怎么兴盛繁荣的事情。

这也不算难，谢舒直接把格式先写好，第一行只用写“奉”字，第二行才写题目。

至于试论往往出题的范围都要宽泛许多，不仅限于四书五经，对于考生而言，是一道难题。

同时，论题虽然也有命题，但比起诗赋没有那么严格的韵律，灵活性和自主性大了许多。

谢舒看了此次论题的题目，轻吸了一口气，果然并非出自四书五经，是选自《汉书东方朔传》的一段话。

题目则是《文帝道德仁义如何》。

这题目看似和刚才的诗赋的风格差不多，不过谢舒很快就发现，这两者其实大相径庭！

首先诗赋的题目要模糊许多，考察了应试者对经义的掌握程度和运用能力，不过只要熟知这些典故，就能明白诗赋的内容该如何作答了。

试论却不然，虽然清楚地写明了要论的人是文帝，但是主旨是相当暧.昧的，这个题目也是极其少见的疑问句，也就是说，需要考生通过这段截取的史实来论证文帝的道德仁义。

既是汉书，那么文帝当然指的是那位开启了“文景之治” 的汉文帝。他即位之后，励精图治，兴修水利，厉行节俭朴素，向来被认为是一位明君，而且截取的这段《东方朔传》中，东方朔规劝武帝，便是以文帝的风范为例。

谢舒手心微微出汗，他这时知道这题难在何处了，难就难在如何论证！

因为文帝在众人眼中，本就是一个仁君，那么又有什么论证的必要呢？而且试论讲究破题和立意，破题是理论的出发点，所谓一篇之意，皆涵于此。

但这篇不仅要破题出彩，立意也要尤其独特，方才能够脱颖而出啊！

谢舒细细回忆他曾经看过的史学研究，这世上没有完美的人，汉文帝当然可以称得上是仁慈之人，但只要为君者，就不可能完全仁慈。

至少在两件事上，足以让人诟病，一是出尔反尔曾答应过封功臣为王，可最后却赶尽杀绝，二是为了收拢权力，将当时的丞相周勃屈打成招，含冤落狱。

这些又哪里算得上仁义道德呢？

这样写，确实立意特别。

但谢舒的笔尖停留在空中迟迟不愿落笔，他的脑海里再次响起了姜鸿的话语。

老师曾经说过，科举场上瞬息万变，要慎之又慎。

故见题目莫先于认题意，认题意，莫先于识本原。

那么他应该要确保的是所交的这份答案让所有人都满意。

谢舒苦思冥想许久，忽然心中一动，笔尖重重落下，这样写到：“文帝本是仁厚之君，故其道德义皆是从仁之来，向使文帝无此仁......”①

直到申时，谢舒才将前面的诗赋和经义写完，中午他只是草草吃了些自己带来的干粮，但丝毫不觉得饥饿，反而精神奕奕，再度打开策问的卷子。

这时离考试时间只剩下一个时辰了。

此次的策问和会试不同，除了第一道问的是经史，其他两道都是问的时务。

第二题问为治国之本的农业，事关农耕，第三题就吏治弊病等问良方，事关吏治。

这两道题都很有针对性地就国家的政策弊端提出了问题，这样的策提倾向之前姜鸿已经预测过。

而这两道题谢舒也不陌生，老师这些日子以来，在时政这一块，让谢舒花费的功夫最多。

士农工商，是民众之本，而吏治国政，更是社稷的基础。时策的意义除了能够观朝政的得失，也要知道百姓的疾苦，这才是策论和时务结合的意义，而非单一以经义为题。

谢舒在草稿上将要写的几个点都琢磨了一下，再下笔的时候，几乎没有停顿过。

等将所有的试卷都答完，谢舒仔细检查一番，确认韵律都写对了，格式也都正确方才作罢。

从考棚出去的时候，已是黄昏了。

天边云雾蒸腾，金灿灿的霞光熊熊燃烧，点燃了一道明亮不息的火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