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往事(63)+番外

下午有位病患吐血，新招的医助发现不对劲儿，越过小齐直接找到我。

抢到手术室急救，我们从两点忙到六点，终于稳住病人情况，但还是处于危重。

人住进了ICU,一个小时后,没心跳了。

死亡，是医院每天都会发生的事。

按道理早该习以为常,可看见显示屏那条笔直的心率线,还是觉得无比难受。

脑中反复确认自己的手术步骤和数据,强迫症般一个一个复盘。

都没有问题,可为什么……

这种无能为力的挫败感,像藤蔓般抓住我。

我熟悉这种感觉，每年都有那么几次。

ICU的黄主任拍我肩膀：“大龄病患本来各项指征已经临近危险值,他们术后风险远高于其他人,这是个大概率事件,安主任别自责了。”

说话间,不远处传来哭嚎。

望见那些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家属,我移开视线不忍再看。

值班护士走过来，递给黄主任一个文件夹：“主任,五张死亡病例报告卡要签字。”

黄主任接过文件夹，一边确认记录一边问：“家属签死亡告知书了吗？”

“有一个还没……”护士扭头看着哭成一团的那些人，“他们情绪不稳定，我等会儿再找他们。”

“那你尽快处理。”黄主任合上文件夹，递给护士后又交代，“注意态度，做好心理疏导。”

护士点头，抱着夹子离开。

这数值比我科室的多几倍，我忍不住问：“今天走了五个？”

“正常范围内的死亡率，你看……”

黄主任指着病房，又有两位病危患者被推进来，他们的家属被拦在外面，满脸恢败却又希冀地朝里面张望。

“这里病床急缺，五个空床位，估计过不了两个小时就占完了。”

说话间，玻璃外家属开始和护士胡闹，对方指着护士鼻子，威胁要告医院医疗不当。

我和黄主任对此都习以为常。

病患活着，所有家属对医生毕恭毕敬，等病患死后，有些家属变脸之快，宛若医生是他们的杀父仇人，指着鼻子骂都算轻的，还有拿刀威胁的。

良好的医患关系，我们对此已经不抱任何期待。

听见许多伤医的案件，不乏身边的事例，渐渐寒了心。

张伯有次对我提起，说学院好几个教授专门在课程里加了自我保护的小节，就是害怕耗费大量精力财力培养的医学生，最后莫名其妙被医治的病患给废了。

我规培的时候试图劝过失控的家属，有次差点被误伤，被带教老师吼了一顿，之后也算长了教训，学会冷眼旁观，再也没有出过头。

我告诉手下的学生，要全心全意地医治病患，但也要全力保护自己。

生命受到威胁时逃跑，不是懦夫的行为。

陷入危险时大喊大叫，也不代表着不文明。

作为医生，只有完完整整的活着，才能够救更多的人。

后来，我有些理解这些闹事人的所作所为。

把亲人逝去的悲痛转移成对我们的痛恨，或许这样，他们心中的内疚感才会轻些。

砰——，搁在走廊的大花盆倒了。

那些家属还在继续推搡，黄主任见外面动静太大，让医助去喊保安。

他的脸上看不出情绪，语气也十分平静：“安主任，其实我很想不通，人人都知道医院可以治病救人，却意识不到这里也是要死人的地方，为什么呢？”

我不知如何搭这句话：“总得给看病的人希望吧。”

“希望？”黄主任像是听了个笑话，语气嘲讽，“安主任你知道吗，ICU每次的统计结果，家属的放弃率都高于病人死亡率。”

这个数据我是第一次听说，之前只知道ICU花钱如流水，可能最后还是熬着时间等死。

一位中年人进来找黄主任，弯腰向他道谢，说孩子情况稳定了，今天晚上从ICU转到特护病房，谢谢一直以来医护们的照顾。

黄主任笑着说应该的，神情中藏着一丝可惜。

我听见特护病房时，已经猜到七八分，等人走后问他：“变成植物人了？”

“对，18岁的孩子，上学遇到车祸，在医院外就发生了心脏停搏。”

听完黄主任描述，我也觉得惋惜。

按照以往病例统计，这种情况能恢复意识的不超过5%，概率太低。

外面保安已经强行分开闹事的家属，黄主任这才坐下，转着椅子面向我，说：“抢救的时候劝过他们放弃，就算强行救回来也是个植物人，相当于社会性死亡了，但没用，他们不听。”

我感叹道：“植物人的家属不都如此么，他们清楚这样不算活着，可只要那人存在，即使毫无意识，对他们也是个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