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敏莉奇怪：“你开工厂了吗？什么厂啊？”
“唉，不是我开，是送上门来的厂。”
说着她解释了一遍事情经过，又不住地感慨，“没办法，我怎么跟他们解释，他们都不敢相信。非得把厂子跟我扣在一起。我这边吧，又需要厂子帮忙生产外贸订单，所以也舍不得推出去。”
曹敏莉表示理解，然后直接否定了她要寻找一位管理者入场的想法：“他们需要的是帽子，而不是真正的老板。你空降领导过去，只会引起他们的反感。再说每家企业都有自己的企业文化，强行扣入，很可能会适得其反。”
周秋萍头痛：“可我怕他们搞事啊，必须得有人盯着。”
曹敏莉笑出了声：“那你也不用这么麻烦，你看我是怎么跟代工厂合作的？只要引入品控专家就行，按照你的品质要求进行生产，其他的事情不用管。你还需要专业的财会人员，既然是合作，你必须得了解对方的财务状况，省得被连累。”
管理者不好找，专业技术人员她倒是能够帮忙引荐。
周秋萍双掌合十，眉飞色舞：“那就等你的消息了。”
作者有话说：
文中所提到的经济学家，是张维迎。访谈如下：
记者：你说腐败是一个完全的负面现象，但我记得你也曾讲过，在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商人的贿赂行为反而能够提升社会福利的效果，甚至推进改革。这也是最容易被人误解的一个观点。那你怎么评价商人的行贿行为？
张维迎：这是正话反说。政府权力太大，腐败就一定会很多，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但我们要区分两种不同的权力导致的腐败。一种权力是本该属于个人的权利（如办企业的权利）被政府攫取变成政府的权力，另一种是本来就是政府的权力（如司法权），也就是公权力。第一种权力导致的腐败可能是生产性的，但第二种权力导致的腐败肯定是反生产性的。
中国的情况是，本来好多属于个人的权利，都变成了政府的权力，比如融资，本应该是个人权利。但我们不尊重每个人基本的、自然的权利，不给他做生意的自由，追求幸福的自由。政府的好多管制、好多政策，把人们追求幸福的基本权利剥夺了，把基本的人权变成少数人的特权，你要获得这种权利就要花钱把它买回来，这就带来好多的腐败。这种情况下，腐败其实就是赎买。
比如说我要做生意，我本来可以给消费者带来好处，给我自己也带来收入，但你不让我做，那只好我给你点钱，换回这个权利。这里，问题的关键不是腐败本身，而是权力的错位。就此而言，腐败的责任主要不在商人。
当然政府肯定会有一些本该属于政府的权力，我们总是需要政府的，因为我们要政府维护产权，维护秩序，维护和平，还要防止外国人欺负我们。这种公权力导致的腐败跟前一种不同，它一定是反生产力的，更是反道德的，因为伴随腐败的一定是对个人权利的侵害。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与现在有很大不一样，80年代的好多腐败是什么？是个人赎买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利，所以同时创造价值，带来了经济增长。腐败本身是一件坏事，但这种腐败是变革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一个过程。现在呢，腐败很大程度上是公权力的滥用，如土地交易中的权力寻租、公共工程中的腐败、司法不公、买官卖官等等。
第360章 合资办工厂
曹敏莉的人才援助如及时雨, 可谓解了周秋萍的燃眉之急，甚至夸张点儿讲，可以说让她如虎添翼。
因为一件事开了头, 其他类似的事就接二连三地冒出来。跟东方贸易公司有业务往来的乡镇企业争先恐后地找上门, 纷纷要求搞合资。
他们开的条件都差不多，不仅不需要贸易公司注资, 他们还可以另外贴钱。当然不是10万美金, 小小的乡镇企业哪能掏得出这么多钱？但是三五万甚至七八万人民币，他们都能想办法凑。
或者如果她不满意的话，他们可以拿货赊账，不要货款，直接拖走。
所以说为了生存下去，这些以狡暇而著称, 经常被主流媒体踩到泥里的农民企业家可谓是绞尽脑汁, 不惜血本了。
但周秋萍不愿意。
既然要搞合资, 那就是正儿八经地外资进来，大家把家底子盘盘清楚, 该多少是多少, 谁也别占谁便宜。
她唯一的要求是一个要管生产流程的质量, 另一个就是财务账必须给她交代清楚。
对方嘀嘀咕咕了半天，想要推诿：“我们没啥账本，账就在我们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