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收拾干净自己, 又谢了余成递给她的搪瓷缸, 缸子里装的是大米粥，粥面还有一小块豆腐乳。倒扣的盖子上则放了个宣软的大馒头，散发着清甜的麦香。
卢振军看她喝了几口粥，开始啃馒头的时候，才发话：“再过一站就到海城了，我们还有点事先走一步。后面余成同志陪你一块过去。”
周秋萍略有些失望, 面上却不显, 反而笑眯眯地道谢：“那太好了, 由解放军同志陪同，那就是定海神针。”
卢振军笑了笑, 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递给她：“这是我的电话, 你要有什么事可以打这个。”
周秋萍也赶紧报出一串号码：“这是我住的地方的公用电话, 有电话过来，阿姨会喊的。”
卢振军点头：“那就好！”
直到他下车，他也没说是否同意跟自己合作。
想想也是, 公家人不比个体户灵活，不管做什么决定, 都得组织同意。
不过周秋萍有信心。所谓90年代三大耻, 归根结底不就是80年代军费缺乏, 军队建设碰到了严重的困难所造成的吗？
倒卖国库券再不好, 也总比强买强卖，非法走私来的强。
古文涛倒是好奇：“我有一事想不明白。既然各地银行都有销售国库券的任务，而出售价格又不一样。那他们为什么不内部调整，卖不出去的地方直接调货给好卖的地方？难道银行的人都是傻子吗？”
不可能，各行各业都有精英。
周秋萍笑道：“我推测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看出来的懒得折腾。反正银行是铁饭碗，每天安分守己的上下派，也不会少一分钱。另一个可能是看出来的人，看破不说破，自己趁机挣钱。如果他们捅破了这个秘密，那不是毁了自己的外快吗？”
古文涛叹气：“人人为己不为公，会出乱子的。”
周秋萍可不敢接他的话，只好笑笑。
偌大的软卧车厢只剩下两个人。余成问列车员借了针线，将双肩包的破洞缝补好。
周秋萍感觉人家的针线活比自己还麻利，索性不插手，干脆捧着单词继续背。
途中，余成好几次抬头看她，想问她一个倒卖国库券的个体户怎么还学英语？因为觉得不礼貌，所以最终没开口说这事儿，反而表扬她：“你真是位勇敢善良的女同志，昨晚要不是你，那小偷就跑了。”
想到这位女同志为了抓小偷，居然连自己装了巨额财产的包都能丢出去，她真是位人格高尚的女同志。
周秋萍汗颜，直接否认：“我是吓到了，我没想那么多。”
余成笑了笑，认为对方是谦虚。
其实他本来不太喜欢个体户，因为这些人做买卖玩滑头，经常以次充好，还制假卖假，所以说为了挣钱毫无下限。
但面前这位女同志让他刮目相看，从她身上他得出了个结论想挣钱的人不一定就是道德败坏，人家也能凭借双手和大脑干干净净的挣钱。
周秋萍又没办法去扭转对方的错误认知，解放军同志一说昨晚的事，她倒想起来件大事，就是昨天那位老太太的孙女儿。
“我听说海城的确有大夫能治白血病，而且真治好了。”
余成难以置信：“白血病还能治？”
80年代的中国人民对白血病一点也不陌生。因为《血疑》里的幸子就是得白血病死的呀。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对日本技术十分尊崇，方方面面都在学习。连日本人都看不好的白血病，国内能治疗？
周秋萍肯定地点头：“能治，我们国家已经能治了。”
她之所以如此笃定，是因为上辈子香港回归那一年，她去海城批货时，带儿子去医院看病。有个刚考上大学的小孩和父母一道来医院给医生送锦旗。说感谢大夫10年前救了他的命。从那以后，他就打定主意将来也当医生。现在考上了海城的医科大学，也算是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周秋萍当时听了就感觉特别稀奇，因为她也以为白血病是不治之症啊，所以她还多打听了两句。那个孩子家长很肯定地告诉她，有的白血病能治的。1987年有好几个孩子跟他们儿子一样的情况，都治好了。
这事周秋萍的印象实在太深刻。昨晚她被小偷吓坏了，就没想到这茬。今天想起来了，她当然不能袖手旁观。张张嘴的事，说不定就能救一个孩子的命，她怎么能当没这回事呢？
余成听的也心里火热。大人天然有帮助保护孩子的义务，何况他还是人民子弟兵。
他立刻站起身，又确定了一句：“是王教授对吧？我去跟他们说。”
周秋萍却背起包：“我跟你一块去。”
还没下车呢，她可不敢一个人待着。重生的人也就只有一条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