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敏莉和苏珊都将信将疑，但还是很给她面子的没说啥。
周秋萍也不给自己背书，下了车挥挥手，直接往院子里去。
她一推开门，就吓了一跳，因为门后站着余成。
这家伙，怎么又跑过来了？
周秋萍耽误了好几天的工作，挣钱当先，没心思风花雪月，看到人就直接开口问：“李东方怎么样了？你今天见过他吗？”
余成还没开口，他的身后突然间响起一声暴喝：“走，赶紧走，我爱咱们的大清国，我怕他完了。我爱他，可谁爱我呀!这，已经不是我的国。”
周秋萍差点没被熏死。李东方这小子到底喝了多少酒？
还大清国呢，大清国都不知道亡了多少年了。
她皱眉毛，赶紧往旁边躲，生怕被吐一身。
“他怎么回事儿？”
余成表情微妙：“学校不让他呆着了。”
周秋萍脱口而出：“他毕业了呀。”
余成清了清嗓子：“就是，他现在不还在学校的电脑房干活吗。校方有人说他情况复杂，不适合继续在学校呆着，让他走人。”
作者有话说：
解释下文中提到的背景，关于帽子。文章来源于：
中国私营经济24年 2002年12月8日14:19 新民周刊
特约撰稿／马立诚
从1989年下半年到1991年，媒体上铺天盖地发表“问一问姓社姓资”的文章，来势汹汹。
虽然法律没有改变，但在舆论中，私营经济成了阶级.斗争的假想敌。
一些私营企业家们想起了共和国历史上那些令人心悸的日子。
本来私营企业就战战兢兢。那时候流行一句民谣：“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现在一看报纸，不得了，于是一些人转向国外办起了企业并设法弄到绿卡，回国来揣着绿卡一边经营一边观望；另一些人不得不“挂靠”在集体企业名下，戴上“红帽子”……
明明是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由组合、自负盈亏的私营企业，偏偏要顶着个集体企业的帽子集体没投一分钱 ，这就造成了产权关系和司法解释的混乱，导致无数纷争和悲剧。
人们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在“左”思潮影响下，有名的私营企业家就逮捕并判决了200多个。罪名是“贪污”、“挪用公款”等等。
自已分掉自己赚来的利润，是“贪污”；自己调拨自己的资金，是“挪用公款”……因为你戴着“集体”的红帽子。
河北一位私营企业家，因为“贪污”等罪，被判18年徒刑。热心的律师和记者为他鸣不平，说“贪污”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和国企人员私拿公款，而这位企业家是无业人员，犯罪主体资格不符。又说他是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由组合、自负盈亏的“四自”，国家和集体没投一分钱，实质上是私营企业。他的钱是自己经营所得，不能定为贪污等等，但是没有用，还得在狱中服刑。
《中华工商时报》1989年11月10日发表文章说：“近几个月来全国个体户锐减了近四百万。”
新华社办的《中国记者》月刊1990年5月号发表文章说：“近来在报纸和刊物上，有关个体户的报道少了。原因呢？不少编辑部感到有点拿不准。至于社会上，则更有甚者。在有的人眼中，个体经济已成了背时之物，最好是从重从快惩罚打击。有的人误以为中央已经收了，取缔是早晚的事。新闻界在一段时间内的沉默，增加了这种不安情绪。前几个月全国个体户锐减360万人，不能说和这种氛围没有关系。”
这就是当时的舆论环境。
第266章 那就先做下来（捉虫）
舆论压力已经转移到校园。
作为当初的风暴中心, 这一年新入学的大学生们都被集体拉去军训一年。而学校新的领导班子也相当紧张，生怕再出事儿。
李东方当初风头太劲，算是校园领袖之一, 不然也不至于被抓进看守所。毕竟看守所空间有限, 不可能关那么多人。
现在，这个家伙明明已经研究生毕业, 不老老实实回乡报到不说, 还在学校里游来晃去，纠结一帮学生凑在一起，想干啥？
尽管李东方解释了他就是单纯地在做程序，但校方已经变成了惊弓之鸟，坚持让他赶紧走人。
争执之下，双方大吵一架, 连李东方的导师都被牵连到了。
余成过去找他的时候, 他已经喝得一塌糊涂, 因为是从前晚开始喝的。
至于徐文文，这个姑娘带着队伍去外地跑业务了, 根本顾不上管这茬。
周秋萍看着李东方醉醺醺的模样, 十分无语地看着余成：“你把他捞过来怎么办？晚上睡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