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经理是想喊他也当老板？虽然只是老板之一。
他张张嘴，发现嗓子干涩的不得了：“带……带我们分钱？”
他从没想过这种事，他以为最好的情况就是第三家店开了，自己还能再涨工资。
比起那可能涨的几百块钱，当然是分红更好了。
他做过两家店了，再清楚不过卡拉OK房究竟有多挣钱。用日进斗金来形容毫不为过。
别看有些大型国企和巨无霸一样硕大，真正算起纯利润，未必能赶得上他们这小小的卡拉OK房。
可以说，如果真分红的话，用不了一年功夫，卡拉OK房所有的职工都会变成万元户。
但他也不嫉妒干分钱的周经理。做生意，一个要本金一个要门路。人家有，那就是人家的本事。
周秋萍认真地点头：“带，肯定带。说实在的，一开始我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搞不清楚到底会赚还是会亏。现在两家店开了，我心里也有点底了，敢跟你们提了。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就让他们到你这儿报名。最少入股也得投100块，不然到时候算钱太麻烦了。这事儿凭自愿，愿意的人就到你这里来报名。我只拿出10万块钱的额度，早报名的早得，名额满了为止。”
10万块在1989年听上去挺吓人的，毕竟周秋萍那么大一房子才花了3万块。但考虑到卡拉OK房投资不低，一套卡拉OK设备就8000块，每间包房都要有一套，那要掏的钱可多了。
10万块放在这里面，也就是差不多10%的样子。剩下的90万，周秋萍肯定自己出。
她又强调：“虽然他们搞了股份合作，但我要把丑话说在前面，大家只有分红的权利，不能干涉经营。因为官多法乱，要是人人都想做主，那事情做起来就特别慢，一人一个主意，会乱套的。当然，大家可以提建议，如果建议好的话，还可以额外发奖金，从我那90%的分红里头算。”
吴康点头如小鸡啄米，这是应该的。
所谓大事开小会，小事开大会。发话的人越多，越不容易达成统一意见，事情推起来就越慢，直接能把人整崩溃。
他第一个表态：“我先报个名，我出4000块。”
本来他可以掏更多的钱，但悲剧在于他还是个音乐人。他自己嗓子倒了，不好登台演唱，他还创作歌曲呀。
这一搞创作，最基本的，你是不是得自己买乐器？玩乐器跟玩单反一样，那都是烧钱的祖宗啊。
可怜的吴康已经把自己的家底兜了个遍，也暂且只能拿出4000块。
他唯有自我安慰，拿太多也不好，总共就10万块的额度，两家卡拉OK房这么多员工呢。
周秋萍点头，当场答应他：“可以，没问题，你给自己记好了，到时候别搞混乱了就行。”
吴康知道她要开火锅店的事，又关心一句：“那边店也这么搞吗？”
如果是的话，他还想提醒一下陈露和欧小飞别急着花钱，省得到时候拿不出钱投资。
周秋萍笑着点头：“对，也这样搞。你跟大家说一下，别到时候争得打起来。没事的，海城还有三家卡拉OK房要开，到时候我还会拿出额度来，保证每个人都有分红的机会。”
即便暂时没办法继续扩张，她拿下的店面总不能闲着，必须得开了挣钱。
作者有话说：
作说比较长，介绍的是股份合作制的背景。不感兴趣可以直接跳过。因为文中提到了这个，所以就顺便贴一下资料。
股份合作制的前世今生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新闻网 日期:2007年04月09日作者:记者:汪海宝 见习记者:柯海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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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年前的温州，开始了一种合作行为的实验，创造出了一套适合经济发展的机制--股份合作制。从那之后，温州人无论在企业创办，以及市场拓展、资本运作等诸多领域都发挥了合作的力量。
温州股份合作制的发展，让人仿佛看到４００年前荷兰东印度公司船队乘风破浪的侧影。当年的东印度公司通过集.资的方式，将全社会的财富转化成了对外扩张的资本，给投资者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不经意中，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股份制的经济组织。同样，温州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凭着冒险的精神和对财富的追求，通过合资合力的方式，发明了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制度，躲避了市场和政治的风浪，获得了高额的回报。
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温州股份合作制的见证者、有关文件起草者宋文光。他曾任温州市委副秘书长、温州试验区领导小组专职副组长、温州体改委主任。
温州民营经济史口述实录（二）宋文光先生口述本报记者汪海宝 见习记者柯海芬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