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山建议道：“其实还有个办法，可以提高大家对公司的认同感，把自己当成大家庭里的一员，那就是版税。我知道现在大陆和台湾都没有抽版税的习惯。这很不好，不利于整个行业的发展。我也知道大陆的很多老师并不是专业的词曲作者，这只是他们的业余工作，所以稿费少对他们的生活影响不大。但我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们大陆现在也在进行经济改革，那种你们讲的铁饭碗以后未必能够保证大家的生活。光从和我们合作的老师的状况来看，就已经能够说明这一点，如果公司不提供场所，他们甚至没办法安静地坐下来进行创作。”
胡经理已经被他说得头痛，直接打断了他的话：“你到底想让我们干啥？”
作为军人出身的内地音像公司老总，虽然他在很多方面看不惯黄山的做派，觉得这人特别事逼。但胡经理很现实，看不惯人没关系，只要人家能给公司挣钱就行。专辑卖得好，公司拿分红的。
黄山也不兜圈子了：“抽版税，词曲作者包括我这个制作人都应该拿版税，歌手也要拿版税。只有这样，才能留住人。那个时候邓丽君在台湾很红，她为什么要去日本发展？人生地不熟，什么都要从头开始。因为有版税啊。在台湾，她的专辑卖得再好还是那么多钱，只能靠接演出挣钱。在日本，每卖出一张专辑，她的歌在KTV每被点唱一次，她都能拿到钱。她当然愿意在日本发展。包括罗大佑，他照样羡慕香港的版税制度，当然也喜欢香港乐坛的氛围，不像台湾管制的那么严格。所以，有版税保护整个音乐行业的真正从业者，才能促进行业良性发展。”
胡经理头一个反对：“你说的这些真不行，在咱们这儿没办法搞起来，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太多了。我们可以多掏点钱买个，2000你觉得少给5000总可以吧？现在老百姓一年才挣多少钱？写一首歌挣这么多很好了。”
周秋萍却若有所思，还问了一句：“香港的版税是怎么算的？”
黄山大喜过望，他知道真正掏钱的人是周秋萍，只要她点头，胡经理不会真的反对，最多在背后嘀咕几声。
他滔滔不绝地开始介绍，一开始周秋萍还竖着耳朵听，到后面她就开始神色古怪。连原先准备置身事外的胡经理都忍无可忍，直接打断他的话：“你还想让人家店里给你交钱，咋可能？谁搭理你呀。”
黄山据理力争：“费用并不高，比方说餐厅，一家餐厅每年收费1000港币。商店500港币。饭店按照房间收费，一间房10港币。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按年度收费……”
周秋萍也喊停：“这真的不现实，根本不会有人理你的。我们唯一可能做到的就是卖磁带给抽成。”
黄山想了想：“如果没有这部分收入，那就必须得多给点磁带抽成。”
胡经理直接打消了他的痴心妄想：“他们没有我们就有了？制作费用还是公司掏的呢。卖的不好，亏本的也是公司，又不要他们掏钱。还多点，怎么多呀？”
两边开始拉锯战，在说到钱的问题上时，胡经理砍价的功夫连菜场上买菜的老太太都要望尘莫及。
黄山眼看着自己提出的价钱被硬生生砍到了两分，简直气急败坏：“你当是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吗？”
胡经理却掰着手指头跟他算：“已经很多了，词曲作者一首歌一首歌卖一盒磁带，两分钱，12首歌下来就是4毛8，加上给歌手每人两分钱，那就是2毛4，两个加在一起6毛钱，还有我们要捐的一块钱，那就是1块6。一盒磁带才卖多少钱？5块5啊。不行不行，这个时间太高了，我多算了，一分钱，只能是一分钱。”
黄山差点没气晕过去：“你干脆不如不给。”
胡经理打蛇随棍上：“我也这么觉得，本来就没必要给。”
周秋萍打圆场：“黄老师，您要考虑现实情况，本来这张专辑的制作成本就高，加上我们要捐款，利润空间小。如果多给的话，扛不住。这样吧，这张专辑先按照胡经理说的。您作为制作人，也应该有分成。你觉得多少钱合适？”
胡经理都要跳起来了，还要给他分钱啊。那他们音像公司每个人是不是都应该分钱？大家卖磁带做磁带也很辛苦。再说这个人工资多高啊？一个月上万呢。
黄山冷着脸：“我跟他们一样。”
周秋萍干笑：“那不合适，要不这样吧，您抽一毛钱？我们这边真的没办法按照香港的标准去套。”
胡经理差点忘了男女之大防，恨不得捂住周秋萍的嘴。这败家的女同志，他砍了半天才砍下来一分钱，她一下子就涨了一毛，这日子还能不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