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做了个大胆的决定，既然如今无兵可用，没办法的办法，就是封锁战线，让南地自生自灭去。
殷胥命剑南节度使、渝州和益州刺史、以及蜀地大营主将即刻进京，保险起见，蜀地大营主将带两千兵力同时随行，避免中途遭遇意外。
他一面商议朝廷给出政令来发展、优待蜀地，将这一片盐、丝重地握在手中，避免江南动乱对大邺的基础物资造成太大的影响；另一面则放权给刘原阳，朝廷给他一切他想要的，他自行招兵屯兵，在淮水至长江之间的区域设立大营驻地，阻止行归于周两侧合军。
这个做法，几乎是把整个江南地区放掉，先顾山东一地，切断了行归于周伸出的这一只爪子。南地管是军镇独立、流民造反，他也不管。
纵然百姓苦，可殷胥也没有办法，他若是向南地送粮，相信根本到不了多少到百姓口中，反而是养肥了一方叛军。
他在长江北一代，命各州以第一年免租税为由，对外大量放官田，招工匠，来引部分近江百姓南渡。虽然可能是杯水车薪，但他就是要做出江北江南两岸的落差来，行归于周会用世家共治的那一套来招揽世家，难道朝廷就不会用“爱民如子”来招揽深陷水火中的寒门官员将领和百姓么？
这不在于谁的喊话好听，而在于谁的嗓门大。
殷胥相信朝廷如今是比遮遮掩掩的行归于周嗓门大得多。
而江南在开春的动乱，必定要在秋末收成之时得到孽果，他既然无兵可打，不如画一道线，待到冬季都折腾累了最虚弱的时候，再发兵击溃。
当然……天下还是有很多人满腹野心，觉得自己在大邺成不了事，到了行归于周好似就能抓住机会成人中龙凤一般，如今行归于周已经撕掉了半面伪装，怕是有很多本不属于行归于周的人，因此蠢蠢欲动了吧。
这些事情他一件件处理着，殷胥或许是年轻，或许是被事态逼着的急迫，与他冷静的言行不同，他推行的政令却相当之大胆。
而薛菱却给出了一项关于治理蜀地的建议，他竟觉得两人想到了一处。
本来以为薛菱要开始养老，然而她似乎还是放心不下，总是来书房帮他处理些事务。就像是袁太皇太后不论做了什么，她一定会坚决的拥护殷姓的统治，殷胥认为至少在如今的状况下，他该信任经过两帝，经验老道的薛菱。
合并了薛菱的意见，他在会面蜀地几州刺史后，决定废除整个蜀地的州郡制度，合整个蜀地极其密集的二十余州为剑南道，统一整个蜀地，设整个剑南道的唯一治所为成都府。
各州军镇不再完全自治，削他们手中军权的同时，各军镇的一切军饷、拨款全权由朝廷支付。这是类似于七座大营的管理方式。
成都府具有剑南道二十几州的最高管辖权，但节度使军权降低，成为成都府门下官员。成都府虽然也有自治权，但出兵、改地方政令等等大事仍然必须请示朝廷。
这简直就像是个特别辖区，上一个是这样待遇的，还是洛阳周围的京畿道。
朝廷上反对之人不在少数，蜀地的统一需要的大量拨款，显然也为朝廷加重了负担，但如今殷胥决定暂时割裂和朝堂之间控制关系，特殊时期，他不能再按老规矩来走。
殷胥甚至下令着手修建蜀地至长安的官道，但由于蜀地地形复杂，这条官道怕是要好几年才能修成，而且成本也高的离谱。殷胥确认为南地运河的南段被控制，长安必须要有和其他富庶之地的通路，长安至蜀地连通，是为了让北地在暂时抛弃建康的形势下，也能各项不受影响的关键。
不但是朝廷，几乎是整个长安都在惊异于这位圣人行事的逻辑和速度，他很明白自己需要什么，更能看清如今大邺的短处，不为了那可怜的帝国尊严去鸡蛋碰石头。
而郑、王两姓的宗主，也开始以告病为由频繁休朝，殷胥一直不顾朝堂上的言论了，他怕是自己再让这两人告老还乡后，朝堂上郑王两党的附庸也跟着跑路，朝廷空了一半再引起大乱。
他决定暂时不去管长安内的这几家，毕竟崔季明也在外，外部的矛盾也是更迫在眉睫的，他就算觉得身边埋着刀子，也要顾着自己还不足的能力，选择更优先的一方。
随着春中，天气愈发暖和，关于南地伤寒疫的急报越来越多，而刘原阳也以军报汇报了目前滁州建军的进度，殷胥感觉终于能送了一口气。
随之，他也收到了山东地区的军报，说是贺拔庆元已经收复了兖州附近的许多县镇，决定向兖州发兵。主军向兖州进发，贺拔庆元则带部分兵力突袭郓州，速战速决，迅速收紧山东的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