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将这些东西全都拉到聚龙山打游击，他们还怕个屁呀。来多少鬼子，他们就干趴多少，绝对满足小鬼子挨揍的心愿。
陈立恒喃喃自语：“真想把那些家伙也拉过来，让他们好好瞧瞧真正的革.命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民造出枪.炮来是为了让他们当别人争权夺利的炮灰吗？是为了让大家打侵略者呀。”
可到后面已经乱成了一锅粥，枪口对准的其实都是自己的同志。那些兴风作浪的家伙，才不会冲在前面。他们恶意地挑唆，为了一己之力，让无数活生生的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田蓝看着陈立恒，突然间问了句不相关的话：“你恨下放吗？你们恨吗？”
更大部分在城里找不到工作，不下放就只能饿死的知青不同。他们这些高干子弟，即便没有合适的工作岗位，但光凭父母，每个月好几百块钱的工资以及各种食品补贴，他们就不愁吃穿，而且生活的相当惬意。
事实上，也有很多干部子女是这样做的。当年的先进知青代表邢燕子侯隽就曾在会议上发出了尖锐地提问：“不说别的，就问诸位在座的省委领导，你们的孩子现在在哪里？”
手握权力的人，永远有办法享受特权。民间疾苦对他们而言，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自古以来，有钱有势的人和穷人都是不同的生物。
陈立恒惊讶：“我为什么要痛恨？”
“因为比起你们以前的生活，下放之后，你们吃了很多苦啊。”
原先连猪油渣都不碰的少爷小姐们，即便有家里不时寄过来的高档点心，但也免不了没有油水吃的时候。
陈立恒头摇得跟波浪鼓一样：“不是的。”他认真地强调，“恰恰相反，我认为这段经历拯救了我们。我，还有我们这些住在干部楼里的小孩，在下放之前，根本就不算真正生活在中国。
真正活在这个国家里的人，□□阶段会饿得头晕眼花，连观音土都敢往肚子里塞。而不是像我们一样，居然还有牛奶供应。
真正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需要精打细算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而不是丢了一块几百块钱的手表也无所谓，再买一块好了。
我们已经被隔离开来，完全不了解不认识这个国家。现在想想看，那个时候我们叫嚣着自称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多么的可笑。实际上，我们已经变成了新的剥削阶级，是应当被革.命的对象。
红军时期，我们官兵待遇一致，所以用有限的钱养活了更多的人。为什么到了后来，一个干部的工资可以是普通工人的10倍？
这合理吗？这公平吗？从小在这种环境下生长的我们认为一切都理所当然。可是走出干部楼，再看看外面的世界，再回顾红军的发展历史，我可以掷地有声地说一句，这不合理！都是为人民服务，当官的凭什么高高在上？”
田蓝叹了口气，微微地笑：“你们能认识到这点就好了。历史想要在曲折中前进，不重蹈覆辙，唯一的方法就是必须得保证人人平等。否则纵然革命取得了胜利，那胜利的果实也会被袁世凯之流窃取。”
外面天色已经蒙蒙发灰，田蓝和陈立恒赶紧分门别类地装好各色子.弹以及手榴.弹。他们得做好准备，随时迎接日本人的第3轮乃至第4轮攻击。
陈立恒呲了呲牙，忍不住贪心：“要是咱们能搞到高射炮就好了。德国的八八炮，上能打飞机，下能打坦克。”
田蓝忍不住给了他个眼神，让他自己体会。
呵呵，兄弟，你怕是忘了高射炮有多大的体积了吧。咱们整个游击队的包加在一起，再翻几番，撑破了口袋，都不可能装下高射炮。
陈立恒却不服气：“也没说非得咱们游击队的人才能用黄挎包呀。这要说抗日，咱应县的老百姓就没抗日？我看他们痛打日本鬼子的时候也手脚麻利的很。”
那叫一个快准狠稳，丝毫不逊色于正规军。
田蓝也猛然反应过来。是啊，民智已启，老百姓们现在都不怕日本鬼子了，都敢跟对方硬碰硬了。
如果说开启黄挎包的通关密码就是为人民服务。那现在，彼此守望相助，互相予以支持的应县百姓，怎么就不是为人民服务呢？他们就是人民本身，他们抗日救国，他们积极自救，他们就是在践行伟大的共产主义真理：为人民服务！
两人对视一眼，俱都打定了主意。快快快，现在就开始行动。
一个是赶紧成立挎包手工合作社，人手一包。另一个就是加快在全县的密码，咳咳，是拼音跟简体字的学习，就以《□□宣言》作为教材，不说人手抄一本，起码也得所有人都看过听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