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恒听到这儿，已经明白妻子的用意了。
果不其然，田蓝笑容满面：“我们自己已经琢磨出挣钱的门路了，但还得叔你点头啊。我们想来想去，唯一有的能挣钱的手艺就是养猪和卖酒。但养猪的话，一年才能出一栏猪，等明年杀年猪的时候，我们早就考完了，根本等不及把猪换成钱。所以，就只剩下卖酒一条路了。”
大队书记头都要炸了，兰花花是咋回事啊？以前多乖的女娃子，从来不惹事儿，现在怎么一茬接着一茬，没完没了了。
他板着脸，义正辞严：“不行，你这是搞资本主义这一套，哪有私人卖酒的？”
陈立恒福至心灵，在边上帮腔：“没说是私人啊，是我们大队自己的产业。”
他掰着手指头数，“叔，你看，咱们大队有豆腐坊，有粉坊，为啥不能搞个酒坊？”
大队书记都要暴躁了：“那不一样，酒坊要浪费粮食的。”
陈立恒奇了怪了：“那豆腐坊用的不是大豆，粉坊用的不是山芋吗？”
“还是不一样！豆腐和粉条粉丝都能当饭吃，酒能当饭吗？”
田蓝笑道：“那我们也没用粮食呀，谁拿高粱壳子当饭吃？”
大队书记被噎住了，又强调：“高粱壳能喂猪，猪肉是重要的副食品。”
田蓝老神在在：“酿酒，剩下来的酒糟也能喂猪啊，猪吃了酒糟可比直接喂高粱壳子更长肉。”
这话是真的，大队书记都没办法反驳。
早些年，距离赵家沟不远的农场有个啤酒厂，他们大队找了关系都去厂里拉酒糟回来喂猪。好家伙，那几年他们队里的猪养得那叫一个膘肥体壮。
后来割资本主义尾巴了，队里的养猪场办不下去了，啤酒厂也因为缺少原料停产了。酒糟喂猪的事就成了回忆。
现在，知青开口一提，大队书记反倒被勾起了怀念。
田蓝趁热打铁：“这个酒坊除了不用粮食之外，还能为大队的知青提供工作岗位。”
大队书记嗤之以鼻：“都走光了，还有啥知青。你俩不愿意下地干活就直说，还找这借口。你们能管自己的肚子就行，我才不管你们干啥呢。”
田蓝摇头，一本正经道：“叔，你这话就说差了，怎么就只有我们呢？还有胡长荣呢。除了我们这些下放知青之外，回乡知青呢？咱们赵家沟回村的知青不少吧？我数了数，起码有七八个。”
因为公社就有中学，而且即便没上大学途径，但本地上学的风气并不差，不管如何，爹妈依然觉得多学点总没错。所以大家上完村小学之后，只要能考上中学的，但凡家里不是揭不开锅，都会让孩子去公社接着上读书。
田蓝还在掰指头举例子：“就像叔你家的英子和二柱，还有会计叔家的秀秀和长平，都是高中毕业生吧。现在国家放开政策，让大家去高考，好供国家挑选人才。我们下放知青能考，回乡的知青为什么不能考？说起来，他们放下书本的时间还比我们短呢。要是现在努努力，好好突击一把，说不定明年就考上了。”
她肆无忌惮地诱惑老革命同志，“考上大学，那就是国家干部，不仅不需要自己掏学费，国家还给补贴哩。等到毕业以后，国家还安排工作，吃国家粮。”
天哪！这话实在太有冲击性了，以至于大队书记都头晕了。
说来也有意思，不知道是不是被老思想禁锢住了，又或者因为赵家波从来没出过大学生，以至于让大队书记下意识地觉得上大学跟他们赵家沟的娃娃没关系。
下放知青能考大学不稀奇，人家本来就是城里人啊。
田蓝不给大队书记细琢磨的功夫，开口就做安排：“为了解决我们这些知青备战高考的经济困难，大队必须得支持我们。我们自筹酒坊，我们在酒坊里上工，生产队给我们记工分，你看成吗？”
大队书记晕乎乎的，只剩一线清明：“哪个生产队给你们算工分？这工分要怎么算啊？乱套哦。”
陈立恒想说粉房还有豆腐房怎么算工分，他们酒坊就怎么算呗。跟着抄作业还不会吗？
田蓝先开口：“就在我们知青点算工分呗。原先我们不也算的好好的吗？”
大队书记一愣，还真是的。以前知青点自己就是个生产队，不管种地还是啥的，都是他们自己安排，自然有记工分的办法。
只是，他还犹犹豫豫的。豆腐和粉丝没关系，哪个大队都有，就是县里干部下来，也没谁说过二话。
但办起酒坊的话，就成了出头的椽子，不合规定啊。
田蓝豁出去了，板着脸道：“大队准备怎么安排我们这些留守知青啊？我们听过广播，政策要求就地办厂安置我们这些知青。可我们等了这么多年，到今天也没进厂上班啊。我倒要问问了，我们到底还是不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要背这么轻慢。不给我们想出路也就算了，我们自己找到了路，还不让我们走，要不是要往死里逼我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