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卫的儿子却喊住了他们：“唉，你们哪个大队的？帮我把信带回去吧。”
田蓝和陈立恒都没推辞。公社邮局人很少，送信基本靠带。
两人接过赵家沟大队的信，瞬间乐了，总共三封信，一封写给田蓝，一封写给陈立恒，还有一封是胡长荣的。果然应了那句话，除了你们这帮知青，谁没事写信啊？
田蓝和陈立恒便也没急着走，先打开信件看内容。等看完之后，两人才告辞。
出了学校门，田蓝问陈立恒：“谁给你的信啊？写啥了？”
“他爹妈，问他手续办的怎么样了，什么时候能回城？”
田蓝点点头，感叹了一句：“他爹妈还算关心他。我这边到今天一点消息都没有，都没人问一声。”
陈立恒好奇：“吴秀芳跟你说啥了？她回去情况怎么样？”
“甭提了，一个字，惨！”
自从去年11月份回了城，吴秀芳就发现自己成了家里不受欢迎的人。
首先，她弟弟结婚了，原本就狭小的筒子楼更加没她落脚的地方。
其次，她弟媳妇不欢迎她，一直对他冷嘲热讽。
吴秀芳无比愤怒，当初下乡虽然是她主动的，但真是她愿意主动吗？政策下来了，每家每户只能留一个孩子在身边。她爹妈舍不得儿子，指望留下儿子继承家业，给他们养老，就送女儿下乡。
下放这些年，她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是留在城里的人能想象的吗？
每次她回家探亲时，她妈都抱着她痛哭，说她受苦了。
可这又有什么用？如果真心疼她遭的罪，为什么顶替工作的时候，要把工作留给待在城里，没吃过一点苦的弟弟。口惠而实不至，真不如放屁。
吴秀芳在信里抒发愤怒，弟弟占尽了便宜，还嫌她这个姐姐回家碍了他的眼。爹妈也不管，只会让她忍耐。
她凭什么要忍着呀？明明是他们对不起她。
吴秀芳在纸上写着：我想来想去，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居然还是下乡的时候。因为你们这些朋友真的关心我。我没想到你们还会给我寄钱。这是我回城之后唯一的慰藉。
现在城里到处都是回城知青，人人都愁工作。她找不到事情做挣不到钱，就成了家人看不上眼的闲人。是她不想工作吗？如果弟弟和弟媳妇愿意把接班的工作让出来，她保准自己做的比他们更好。
陈立恒惊讶：“她弟媳妇顶的是秀英妈妈的班。”
这年头，儿女接父母的班是常规操作。虽然陈立恒认为这就是一种阶层固化腐败的表现，但大家都这么做，也就稀疏平常了。
只是婆婆将工作让给儿媳妇，却不管回城的女儿，也挺少见的。
田蓝点头，叹了口气：“吴秀芳日子过得不容易，我看信上的字都糊了，说不定他写信的时候还在哭呢。”
留在乡下孤独，回到城里更孤独。家人变成了陌生人，这个姑娘该有多难过。
陈立恒只好拍拍田蓝的背，安慰了她一句：“别担心，我看吴秀芳也是有韧性的。”
田蓝还是忧心忡忡：“我担心她走投无路，会拿自己的婚姻作为交换条件，草草成家。以后说不定要吃亏的。”
陈立恒宽解她：“也不一定，她不是柴油机厂的子弟吗？他们厂的效益应该不错，说不定办了街道工厂。吴秀芳找找人的话，进去做个临时工应该问题不大。”
田蓝赶紧掏出信封，果然，信封上印的就是柴油机厂。
她抬起头问陈立恒：“柴油机厂是不是生产拖拉机呀？”
陈立恒微怔，旋即点头：“还真有可能。”
两人都走出公社两三里路了，愣是又折回头，跑去公社革委会。这里拥有整个向阳公社唯一一座电话机。
革委会主任亲自给他们开的门，还夸奖他们对工作上心。大晚上，想到了有门路，都要跑过来打电话。
两人也顾不上解释，赶紧拨柴油机厂的电话。
这年头打电话可麻烦了，要一层转一层。打过去之后，再等对方打过来。不然的话，光是电话费，你就得疯掉。贵的要命。
他俩围着电话机，等了足足10来分钟，才听到电话铃响。
田蓝接起电话，就听到了话筒里传来的气喘吁吁的声音：“喂，田蓝，是你吗？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
田蓝赶紧长话短说：“我问你，你们柴油机厂有没有拖拉机？能不能卖给赵家沟大队？”
“有。”吴秀芳的声音变得迟疑，“不过能不能卖我不知道，好像要有条子才能买。”
田蓝毫不犹豫：“那你帮我们打听一下，明天我再打电话过来问。”
挂了电话，她就瞧见两双满怀期待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