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1978年，党中央就决定对尚未摘帽的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全部摘帽，彻底平反。不过这项工作一直执行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收尾。好多地方反反复复，始终没给老右脱帽。
结果这回中央雷厉风行，直接下了死命令，一定要完成。
接下来的几个月，田蓝他们不时听到校园里传出哭声。
好些同学的家长终于摘掉了帽子，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包袱终于卸掉了，挨了多少年的委屈和白眼终于结束了。承受了更多痛苦的人只能抱头痛哭。
只有真正经历过这些命运的人，才能真的明白他们的心酸和苦闷。
方秀英听着窗外的哭声，露出了恍惚的笑容：“是该哭的，如果早几年平反的话，很多人的命运未必是现在这样。”
比如说她自己，如果不是顶着老右子女的帽子下乡，想要积极表现自己改造的决心，她也不会贸然在农村就结婚了，只图对方一个贫下中农的清白身份。
回顾过去，她只觉得自己当时真傻。可那个时候，她又有多少路可以选择呢？
人生就是这样的，看似自由，每一个选择都是自己做的决定。但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被周围的力量裹挟着往前走。
田蓝沉默一瞬，安慰她道：“抬头往前看吧，人只能往前走。”
方秀英点点头，露出笑容：“脱帽总归是好事，挺好的。”
当然好了，对戴着这顶沉甸甸的帽子的人来说，不亚于重获新生。
陈致远感觉这段时间自己在冰水与火山之间来回哆嗦。
自从在电视上看到苏联人做的数控车床之后，他就陷入了强烈的悲伤与惶恐之中。每天和妻子偷偷摸摸地看电视学技术，经过几个月的时间，他可算把几十节课程彻底吃透了。不仅如此，他还通过电视学了相关知识，可以说数控车床整个配套的内容他都了解了。
但越了解他越悲伤啊。世界发展的如此之快，他和他的同胞们已经被远远甩在了后面。
每天行走在大街上，看到行人脸上的笑容时，他总有种冲动，要大喊大叫：你们怎么能笑的出来？还赶英超美呢，我们都已经成了吊车尾了，哭都没时间哭。
可是他只能忍着，因为那是无法对人言的秘密。
一台手工制作的电视机，在北京城里接收到了俄语课堂，是多么骇人听闻的事。
他注定了只能孤独地保守这个秘密，在汲取知识的快乐和现实的郁闷中来回自我折磨。
当然，也有纯粹开心的事，比方说他的老友赵刚终于摘掉了头上的帽子。
其实1978年时，赵刚就应该跟他一道摘帽的。但赵刚拒绝写忏悔书，他坚信自己当初提出的批评意见是正确的，历史的进程也证明了他的正确。他不应该为自己的坦诚而忏悔，作为公民，他有权利批评政府作出的错误决定。
可他的坚持害惨了他自己，大家都脱帽了，重新回归岗位开始工作，他却还得待在农场里，继续从事繁重又低效的生产劳动。
陈致远劝过他好几次，就算是为了家人，低一低头又怎样？人要做事，总得讲究策略。
可赵刚比他还固执，死活不肯违背自己的做人原则。
陈致远都绝望了，以为这辈子都看不到老友平板的那天。
没想到外面真的变天了，这回平反摘帽的命令一下来，根本不用他写忏悔书，就直接宣布他已经平反。
大家都觉得稀奇极了，不明白为什么突然间会变得如此简单。
有消息灵通的人去打听，得回小道消息，说是中央首长发命了，如果这人犯了罪，请以法律去制裁他。如果没有犯罪，那不应该因为他几句话不顺耳，就会成了人民的公敌。这有违实事求是的精神。
小道消息是真是假，陈致远无从得知，他也不是爱打听这些事的人。
他只是高兴啊，为自己的老友高兴。摘了帽子，回归到岗位上，那就可以全心全意投入到工作中去了。
素来不爱酒，也不喜欢呼朋唤伴的他，这回坚持邀请老友一家人吃饭，好为他们接风洗尘。
只是筒子楼的房间太小了，况且左邻右舍都是同事。
陈致远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运动，早就是惊弓之鸟。
他害怕自己跟老友一时间喝高了，说了什么不中听的大实话，又叫人捕风捉影作为证据报上去，再给他们扣上顶右.派的大帽子。
至于去饭店，那就更不成了。不是掏不起钱拿不出票，而是谁知道周围是什么人，他们两个曾经的老右坐在一起吃饭。万一有人盯着，就等着拿他们的错处呢？
思前想后，陈致远只能试探着询问儿子，能不能借用四合院的房子邀请赵叔叔一家吃顿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