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出口之后，她又自我安慰，等记者过来起码得要几天时间，她还能再缓冲一下，不用那么紧张。
结果没想到公社书记直接手一指，笑呵呵地对办公室里的人说：“记者同志，你想挖掘留守知青和回乡知青的事例，我们这儿有个洋知青，你要不要采访？”
记者先是满脸茫然，听完公社书记的解释之后，立刻大喜过望：“要！这就是最好的采访对象！”
唐安妮傻眼了，为什么要跳步骤呢？难道不要给她时间准备吗？
记者已经拿出了采访本和笔，这时代国内还不流行依靠录音笔采访，大家信赖的都是速记的硬功夫。
“不用。”他斩钉截铁，“唐安妮同志，如果你方便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采访。你不用紧张，你只需要像平常一样工作生活就行了。等你有空的时候，再回答我几个问题。”
可怜的唐安妮就这样赶鸭子上架，带着记者回大队了。
好在记者同志说话算话，没有追着她问个不停，就是跟在她后面看她上课，看她去工厂干活，看她跟供销社的同志协调发货。
问的问题也很简单，不过是她的人生经历而已。
比方说她之前在美国是怎样生活的？又到底是什么促使她选择来中国，开始从事下乡支教工作，而且一直留到现在？
唐安妮十分老实：“我只是想知道我是谁，我从哪儿来的，可以说是寻根。至于下乡支教，因为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这个国家很大，大部分人都是农民。我想要了解这个国家就必须得了解农村农民，了解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可我又没什么专业技术，在农村，除了当老师之外，我当时也找不到其他人干的活。当然，做的时间长了，我发现我很喜欢我的学生，他们非常可爱。”
记者问了很多，不过好在问题都中规中矩，态度也十分友善，没有非要在她身上炮制出一个爆炸性的大新闻的意图。
到最后，记者才问：“我听大家说，之前有很多人想采访你，但你都拒绝了。那这一次你愿意接受采访，是因为你终于认可自己的工作成绩了吗？你做的很好，社员们都对你赞不绝口。”
唐安妮不好意思地摇头：“不，我没做什么，其实我没有资格被采访，上报纸上新闻。比起那些劳模、技术标兵，还有数10年如一日扑在工作岗位上的人，我实在微不足道。对不起，记者同志，我这一次之所以接受采访，其实是希望你能帮我们薯片做点宣传。我们厂现在每小时能生产90公斤薯片，一天下来就是一吨重的薯片。这么多薯片，单纯依靠公社和县城，是没办法消耗掉的。我们希望能够卖到更远的地方去，比方说市里乃至省城。”
说到这儿时，唐安妮的脸已经通红，“对不起，我本来不应该提这种要求。我原先计划是把薯片卖到美国去，但是因为手续太复杂，短时间内没办法办到，所以我只能先考虑国内市场。我不想浪费，我想尽快挣钱好盖学校。”
记者笑了起来，痛快地答应：“可以，你们做了很好的事，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支持你们的事业。”
记者走了，唐安妮心虚地捂住胸口，总觉得自己要求很过分。
她自我安慰，谁知道记者是不是客气呢？说不定回去以后，他写的采访稿没办法上报呢。她又不是什么劳模或者技术能手，就凭借她洋知青的身份，就应该顺利被报道吗？那可未必。
做完了心理建设之后，她终于能够坦然地正常生活了。
她唯一犯愁的是公社供销社的消耗量有限，县城的工厂也不多，即便工会购买了一部分薯片作为福利发给职工，也没办法消耗掉每天一吨的产量。
唐安妮都要考虑是不是应该减少工作时间，每天只开五六个小时的机器，这样好歹能够缓一缓。
结果她还在犹豫呢，大队的拖拉机回来了，上面载了好多张陌生的脸孔。
拖拉机手朝着工厂的方向喊：“来客人了，这都是商场的采购员，来买咱们的薯片的。”
厂里人惊讶不已，负责日常生产工作的知青立刻跑了出来，惊喜地看着被拖拉机颠簸的都要吐的采购员们：“同志，你们这是？”
原先还灰头土脸的采购员们这下立刻争先恐后地喊了起来：“我们是来买薯片的，我是省城人民商场的……我是红星商厦的……我是军民服务社的……”
大家一连串的报单位名称，知青们都听不过来了。
闻讯赶来的唐安妮更是懵了，搞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扎堆跑了过来。虽然之前厂里的工人们都在想办法写信回家联系关系，好推销薯片。但这事儿本来就不简单，十件里面能成一件，他们都要笑死掉的。没想到居然来了这么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