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觉醒来被陌生毛子打得半死(75)

在被强制打镇定剂不分日夜昏睡了近一周后，我妈风尘仆仆出现在我眼前。彼时她两眼血红，站在门口瞪着我，军哥在一旁跟她解释，一边讲还一边指着我骂傻，叫我快来见妈妈。我妈没有对我说一个字，直接打断军哥问，怎么办出院？

接下来无非是买机票，办出院手续，退学手续，无体无止的签字，我时常觉得在做梦，经过一系列大起大落，我早就忘了生活是由这些琐碎的事组成起来的。回国后的日子我一天都记不起来，只知道永远在去医 院的路上，见医生，排队，取药。

“你的狗屁药不起作用。”有一天，我对着医生坦然道，“你行行好，直接电击我吧。”

这句话的代价便是我又被强制住院十天，也没能如愿进行电击治疗。住院经历其实并不糟糕，医院形成了一个保护屏，处在其中与做梦没有什么两样。难的是出院那一天，返回生活时发现一切还是一滩烂泥。

说来奇怪，我自认为曾经是个悲伤的好脾气人，现在却变得愤怒且不计后果，别人看来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意思，我却只觉得放松，绷着的弦终于断了，再也不必去担心它了。

身边并没有对我恶语相向的人，相反为表示理解，常常有人说“这不是你的错”“没关系，重新开始”这类话；然而这类话在我听来也莫名其妙，所有人都确信我是一个受害者，也想说服我是一个受害者。我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年末的时候离开家独自去了北京。

在北京的日子不算坏，自然也不算好，交了一些可有可无的朋友，找了一份糊口的工作，刚开始时我妈会来看我，后来见我状态逐渐稳定，便动身飞回了缅甸。晶劲函住的地方与我不远，闲下来时偶尔聚一聚。日子一长，好像什么也没有，然而只有我自己知 道，我的心早就是一个窟窿，这种日子对我来说无于酷刑，每天都给人掐着脖子垫着脚过活，其中的窒息感一天比一天强烈，我也从愤怒的状态中慢慢抽离了出来。我妈以为我状态稳定了，其实根本不是，我只是放弃挣扎了，安安静静等待那个时刻来临。

第二年的时候，我把晶劲函叫出来吃饭，趁着他啃鸡腿的当儿告诉他我准备这周四飞莫斯科。他一口肉没来得及嚼就滑进喉陇，呛得眼红心跳，瞪着眼看我，却一句话说不出来。

周四他来送我，站在安检口一个劲盯着我哭，我被他哭躁了，赶紧拉他到一边：“你哭成这样干什么，我又不是去送死！"

“这谁敢说！”他抽抽搭搭地骂道，“你自己想想为什么回国的吧！ 你妈知道了得气出病来！"

“哎哎，”我低声哄道，“所以千万不能让我妈知道呀。 万一真出什么事，我那些银行卡密码你反正也知道……”

他惊呼着扑上来掌我的嘴，我大笑一声，紧紧地拥抱了他了，随后提着轻薄的挎包去往了莫斯科。

达到莫斯科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我在酒店放了行李便就开始出门四处乱走。其实过去几年我没有什么成长，也极少有机会去回忆那些往事，由于吃药和物理上的距离，即便想起俄罗斯也没有过大的隋感波动。然而此刻真真切切地踏上这片土地，只觉得走在莫斯科的每一步都叫我心惊胆战。

穿过莫大的校园，走过曾被打得半死的酒吧，经过一群站街姑娘，不知不觉就走到一片空旷的区域，抬头一看，不远处竟然是米哈伊尔的修车铺，里头坐着一个人，那人的轮廓我在十米开外都能认出来。

彼时是午夜时分，修车铺门口的大马路上偶尔两三辆货车疾驰而过，雪白的灯光闪得人眼花。我站在马路这头，默默望着那头。

看见他还是坐在那里，我心里又惊又惧，同时忽然非常蔑视他。他看起来太平凡了，头发没有我记忆里那样黄澄澄，体格线条也没有那么摄人心魄；脸还是白净，但只是典型的俄罗斯人的棱角―他好像根本就没有那股让人着魔的力量。

比起沮丧与困惑，我更像不知所措，心里的窟窿也丝毫没有被填满反而越来越大―

我抬头又看了他一眼，而这一次我却感到了绝望。一个这样普通、这样迷茫、这样可悲的人，却一点不妨碍我仍然怜悯他；我想我每看他一眼，就又会重新爱上他；而我根本就不是因为他有多完美而爱他的。

我想我一直要的只是最简单的东西，却总是陷入最复杂的境地；创伤与坚强，煎熬与希望，忍耐与责任。但这种怪诞的、循环的、诅咒的爱，我却是再也不想要了。

远处一辆货车一路按着喇叭飞驰过来，似一列火车，我想那司机多半是喝了酒，一个劲疯按，在俄罗斯倒也挺常见；我没有多想，轻轻将命运向前挪动了几步。被雪白灯光吞噬的一瞬间，我忽然想起一句话 以至于喃喃出声：“当真——死的却是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