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明朝当太后(277)

汪舜华可管不了这些，反正宝庆公主没孩子，赵辉的儿子赵琮是小妾生的，那就一点顾虑都没有。当即派锦衣卫和都察院前往查证。怕派出去的人怕事，特地把林聪派了去。

林聪在六月初回到北京，呈上了调查报告，说赵辉荒淫无度、婢妾至百人，殖货日不足，强夺民利，往往交通总兵官，倚为声势。这份报告还详细列明了赵辉干的那些破事，尤其侵占民田，收受贿赂之类的。

现在这样的环境，肯定不是“念其先朝驸马，姑宥之，再犯必不宥”，而是夺其冠带，免除官职，命其给宝庆公主守坟；查抄家产，此前赐给其子的封赠一并夺回；其他涉案人员，全部从严从重处置。

这下京城内外是真的收敛了很多：那是太祖皇帝的女婿！汪太后竟然这样不给面子，那么其他人，还是老实一点。

皇亲国戚们老实了不少，汪舜华的权威自然也就提升了不少；批准了王直有关官员档案建设的奏疏——汪舜华搞过档案专审，对此相当熟悉，就算王直还没回过味，她已经把条款列出来，王直看太后认真，也很认真的钻研了很久，觉得还是有意义的，于是就下去推了。

汪舜华很明白，反腐不仅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还要有刀刃向内的勇气，否则刀子只砍在别人身上，隔墙扔砖头，到头来也不过雨过地皮湿。

汪舜华将目光对准了皇店。

皇店在正德以后大行其道，此前也有，规模也不小。景帝就曾经赏赐岳父汪瑛几处皇店。这些皇店主要在北方商贾辐辏、交通便利的城市和地区，如北京的九门、戎政府街、卢沟桥和运河沿岸的临清以及北方军事重镇宣府、大同、山海关、广宁等地；店房或来自查抄的权贵店辅，或来自官店，或为强拆民房后所建；经营管理者由皇帝直接委派。

开设皇店的目的主要在于营利，或为茶酒店，或为牙店、塌房（货栈），或用作娼优所居的花酒铺，有的则用来征收商税。皇店经管官员凭借权势，随意拦截商贾，横征暴敛，敲诈勒索。皇店周围皆设巡逻，凡负贩小物，无不索钱，官员行李，亦开囊检视，商贾舟车，亦皆有税，给商民带来极大的灾难。

建极元年正月初一，汪舜华下旨，革除所有皇家经营的牙店和花酒铺。前者相当于后代的贸易公司，主要负责中介贸易，当然经营范围广，包括人口买卖，这在现在算是法律允许的正常交易，只是汪舜华这种人实在受不了；花酒铺之类的也免了，富有四海，没有必要为了点蝇头微利压榨最底层妇女的皮肉。

这些店铺原有的经营管理者回京考核；与此同时，敕令其他皇店的管理人员要加强规范管理，严禁扰民，并将适时派遣内官和户部前往审查账目，随后，一些百姓反映强烈的作恶分子被捉拿问罪。

这让朝野上下大为振奋，认为太后这是拿自己开刀，很有壮士断腕的气魄。

下面一个整治的重点就是和籴政策。

和籴是北魏至明清政府强制收购民间粮食的官买制度。最初其实是为了聚米备荒、赈济灾民；中唐以后，强制配购性质日趋浓重。官吏在和籴时，以极低的不公正的价格购买百姓的粮食。白居易《卖炭翁》就生动的描述了宫市抢劫害民之苦。

明朝继承了前朝的官买制度。洪武三年，命州县皆于四乡各置预备仓（永乐中移置城内），遂为定制。凡遇丰收粮贱时，由官府增价敞开收购，灾荒或青黄不接、粮贵时，则由官府减价出粜。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预备仓异化为害民之政。官府趁机合法抢劫，疯狂聚敛。而常平仓贮藏的粮食，也与义仓一样，被公开挪用。

汪舜华听林聪等人论述了现在预备仓存在的问题，下令对各府县的府库的账目进行查核，对问题特别严重的进行了严肃处理；然后以此为基准，重新确定基数。并下令督察院加强监管，各级官员到地方公干，头一件事就是查核预备仓的库存和账目。

这显然远远不够，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汪舜华下旨，确定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官府按照全国统一的标准施行敞开收购，百姓自愿携米前往预备仓籴买，其金额在上缴国税时扣除；灾荒之年，则根据各府县受灾情况进行平价销售，一般而言，与最低收购价相当。若有大斗进、小斗出等情况，鼓励举报，一经查实，重罪不宥。

不可能彻底解决腐败问题，但确实有效减少了官民矛盾、促进了政务公开。

当然，这样做也留下了不小的后遗症：卖粮成了自愿行为，出于传统的积谷防饥的观念，农民不愿意卖粮；而商人们不费吹灰之力就知道朝廷的出价，自然可以稍微提高价格，从农民手中拿到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