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明朝当太后(698)

这种土地制度和兵役紧密相连。北魏初年，鉴于北方长期战乱，为保证国家赋税来源，北魏政府把掌握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农民向政府交纳租税，并承担一定的徭役和兵役，这也就是府兵制。

只是唐朝中叶以后，人口增加，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均田制受到严重破坏，最终被两税法取代。

而今，明朝在新的国土上施行均田法，与历史上的有所不同：只需要缴纳田赋，不需要承担兵役；而且授田有严格的时间要求，虽然最初领的土地很多，但以后随着人口的繁衍，国家也不会分配新的土地，需要你自己去开垦。这些新的耕地，头年免税，次年收税二分之一，三年后正常纳税。如果要逃税——不好意思，没有登记的耕地是无主之田，国家有权收归国有，你看着办。

但光是移民还是不行，还需要融入当地。当然，现在是天朝上国，不可能变夷；而应该让这些原来被称为蛮夷的尽快接受汉文化的感染和熏陶。

首先是怎么治理——这些人不懂汉语，你说的舌灿莲花，写的花团锦簇，他还是不明白。

儒家道德太博大精深，这些人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大明律》同样不行。

好在，有句古话，“大道至简，大巧不工。”

你唾沫横飞的说了半天，不如告诉百姓最简单的，什么不能做，做了就要付出代价。

一千七百年前，汉高祖刘邦率领大军攻入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赢得了百姓的热烈拥护，从而开创了汉朝四百年的天下。

因此，在新设立的五个行省，二十年内施行的刑法只有三句话：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伤人抵罪！

此外，就是加强教育——这个几乎等于白说，现在中原地区的文盲率都高的惊人，但只要吸引极少数精英，以夷制夷就有了切实的动力；宣传也是要做的，不能逐字逐句的读原文，但可以学习精神——这个就要靠各种小说戏剧了；儒家的行为准则是要遵循的——这也不是那么重要，习惯是不容易改变的，只要不犯法，一步步来；此外，中原地区现在对佛教道家限制的厉害，但是边境地区可以适当放宽。你去讲“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人家未必会听，但是去讲因果报应估计见效很快——尤其配合《大明律》的推广，效果更佳；那些想要反抗的顽固分子，去讲一下“忍耐顺从修来世”，能不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好说，总归比放任自流得好。

何况西北地区曾经是千里佛国，印度更是佛教的起源地，现在把这些拿出来，也容易取得认同感。

当然，考虑到佛家离开的已经太久，道家更是个外来户，朝廷尊重这里人民的习俗，尊重宗教自由。

“百姓可以信教，也可以不信教；可以信这种教，也可以信那种教；在同一教里，可以信这个教派，也可以信那个教；可以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也可以过去信教而现在不信教。”

下面听着汪太后绕了半天口令，觉得有点头大，但交换了个眼神，继续往下写。

“信教必须遵法。不得假借信教攻击他人、甚至反对朝廷。”

“政教分离。信教传教只能在寺庙里进行；不得利用教法干预官府行政、司法和学校教育；不得插手百姓日常生活；胆敢违抗，不管从前什么身份、与被害人什么关系，一律严惩不贷。”

汪舜华大致提了几点，翰林院和刑部拿去润色了。

此外，最有效的方式无过于联姻。

这事太祖皇帝曾经干过。当年他老人家打着“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起兵，为了减少阻力，他宣称：“只要蒙古人诚心投降，他绝不会横加杀戮。”他也确实这样做了，很多蒙古人选择了投降明朝，甚至效忠明朝，其中极少数人获得了爵位，他们的后代至今活跃在朝堂上，包括重庆公主的驸马永顺侯薛辅。

但这只是一方面，太祖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一是大力汉化。蒙古人必须全部改成汉姓，用汉族人的文字，取汉族名字，说汉人的语言，穿汉人的衣服。二是蒙古女子，不允许和蒙古男子通婚，必须嫁给汉人。如果违反法律，轻则贬为奴隶，重则处死。

但这毕竟是在传统的中原地区实行的，蒙古人毕竟是少数；现在如果在边疆地区照搬照抄，无异于飞蛾扑火。

首先，这些地区的百姓，你叫什么名字、说什么话、用什么文字、吃什么东西、穿什么衣服，朝廷不干预；但不管你想要当官、从军或者受田、经商，只要和政府打交道，就必须要有汉名，尤其要想入仕，各级考试只用汉语，尤其想要走综合管理岗位考进士，范围就是四书五经加律法。不学，就别想当官；而一旦进入体制内，穿什么衣服、行什么礼，都是有规矩的，没有谁给你搞特殊。至于普通人，只能上行下效一步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