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明朝当太后(753)

常琇得到消息，连忙写状纸声辩。为了扭转案情，他还派徒孙将状纸上呈太后。和尚当然无法直接面奏太后，状纸被锦衣卫镇抚司接收。由于涉案的是僧官，朱骥随即将刁银课儿及相关案卷都调了过来，修武伯沈煜、尼姑净山也被招来讯问。

这么一件小事，谁都没有在意，但随后的案情大大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刁银课儿、净山哪里经得起锦衣卫衙门的威吓，把她们和常琇的风流韵事一一招来。

常琇本是北京彭城卫前所的一名余丁，即军人家属，出家后任僧录司左觉义。这是管理天下僧寺的机关，设在大隆善护国寺内。左觉义为从八品官，负责督察全国僧尼的法纪。常琇还拜南和伯方瑛为义父。方瑛战功卓著，尤其在平定西南地区叛乱过程中立下了大功，建极二年病死后，小妾常氏颇有姿色，难耐寡居寂寞，和常琇逐渐勾搭成奸。方家发觉后，将常氏赶出家门。但常琇是和尚，不能娶她。

靠常琇的关系，常氏在大顺圣庵出家做了尼姑，法号净山，两人依旧时常通奸。方瑛死后其子方毅袭爵，因诱祖母诬从父方瑞不孝，被剥夺了爵位，方家因此败落，也没能把常琇治罪，他反倒又升了护国寺的僧官。

常琇这时终日交游的，也是一群和南和伯一样的袭爵武官。建极十七年正月，修武伯沈煜因为坠马被踢伤，在家休养，常琇和同事德鲁思忠备了礼物前去探望。沈煜摆酒相待，又请来了丰润伯曹振、锦衣卫带俸指挥佥事王珩，又叫来了一群乐妇，喝酒行令，直闹到天黑，其中就有刁银课儿。常琇以前就和她往来情热，此刻重温旧情，很快旧情复燃，厮混在一起，并打得火热。

次年八月，护国寺老住持然净病死，与常琇交好的然积担任主持，但然净的弟子觉亮被赶出了寺院。觉亮咽不下这口气，一直寻机告倒然积、常琇；很快就发现常琇的作风问题，于是告到朝廷。

镇抚司审理完毕，将案卷及人犯移送都察院定罪。

这时，都察院和大理寺对定罪量刑发生了不同意见。按照都察院的拟罪，常琇应按奏事诈不以实律处杖九十、徒二年半，净山按尼僧犯奸律杖九十，德鲁思忠、陈桓、沈煜、曹振、王珩及刁银课儿等乐妇都按不应得为而为之、事理重者杖七十。常琇和德鲁思忠勒令还俗，陈桓等武官不许管军管事。

大理寺的拟罪是：常琇不仅宿娼饮酒，而且与义父之妾通奸，罪行深重，应死罪减一等，发辽东；德鲁思忠革职为民；陈桓、曹振、王珩等武官与僧、娼宴饮，罚俸禄一年，不许在朝廷侍卫管事；沈煜不仅与僧娼宴饮，还容留常琇通奸，情节更重，应停职停俸。

汪舜华很快批准了大理寺的拟罪，并命令刊刻此案的案卷，告示天下，在全国各司、府、州、县张贴，禁止僧人拜认义父、携妓饮酒、往来文武官民之家，以及重申官员不得嫖娼等。

按说事情到此为止，只是现在大家都很闲，免不了就要找些事来干，主要是太后不想还政，就要给言官找点事，大家都懂。

常琇案折射出的是武官和僧人的私生活的问题。按照明代法律，充军是仅次于死刑的重刑，但对于现役军人，其实也不算个事，调动个卫所服役而已。因此，军人、军官犯罪率，比文官及百姓要高得多。犯罪案件当中，又以通奸、嫖娼、贪污受贿等风化、经济犯罪为多。常琇出家前就是军籍，历史上案发后的刑罚还是发到辽东为军；当然汪太后重视军队作风，不让充军了，改为种地，种够了才准还乡。

更重要的是勋贵的作风。建极四年，曹振在祖父丧期中纳妓女为妾，当时言官都在地方，顾不上；次年，南和伯方毅通奸案发。他还在为父服丧期间，就与其父的婢女通奸，丧满袭爵后又奸污霸占家仆之妹为妾，还诱使祖母诬陷其叔不孝，最终被剥夺了爵位。

贵为侯伯尚且如此，普通军官的通奸、嫖娼案件更是频发。即便汪舜华加大了打击的力度，还是难以禁绝。明代军队卫所的住宅区大都比较集中，军官、军人之间通婚非常普遍，所以军官与同僚、下级妻女通奸的案件也常发生。此前，锦衣卫中千户所校尉任亨，勾引已故军人妻盛氏出家在外奸宿案发，夺职为民，流放台湾；随后锦衣卫后千户所校尉叶普贤、任福贵又犯此罪，都是照样办理。

针对这些问题，汪舜华痛心疾首，在武英殿严厉申斥，要求宗室勋贵、文臣武将务必加强作风建设，一旦发现问题，严惩不贷！

——历史上方毅死后，其子方寿祥在成化十七年袭爵，总共传了八代，直到弘光元年投降清朝，这回没这么好的运气。方寿祥几次参加考封没有过关，直接除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