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了看到了。”有人开始高声嚷嚷。人群一片哗然，再次往前冲挤。警察发火了，冲过来拦住试图往前的人们，“靠后靠后，谁不靠后当谁妨碍警察办案。”
又有一辆警车呼啸而来，又来了一辆其他什么车。这时候，被黄土埋在下水道坑的人被麻绳架着拖出来。这是个男人，身体异常沉重，象卸货一样从麻绳上卸下来后，就象一堆散落的货物一样正面摊在马路上。泥土将他严严实实地裹了一道，他的嘴半张着，里面应该也塞满了这种用来填充的黄色泥巴。
有穿白大褂的几个人冲了上去把他围起来，他们围了一会，散开去，又换了另外几个穿制服带白手套的人围上去。有人给他拍了照，闪光灯充电的嘎吱声分外刺耳。最后，有人用白布单把他半张嘴巴的脸和糊满泥巴的身体盖起来，抬上了一辆车。
我的脑袋晕晕沉沉，仿佛一直没从缺氧的状态中恢复过来。一直有人在我耳边议论纷纷，我听了半天，才勉强组织了一些状况。大概，这个男人在清晨骑摩托车兜客的时候和卡车相撞，他当机立断从车上跳下，却非常不走运地掉到旁边下水道井里。这个井平时都有井盖，偏偏在此之前的几天被贼偷了。井不深，可就在他掉进去的一霎那，货车失控翻倒，满车的黄土稳稳当当从天而降，把他埋在井中。
这个人，在清晨马路上，被活埋了。
那天我们再无心情吃饭，匆匆过了马路对面打了另外一辆计程车回家。下了车，经过临街的早晨店时，象忽然感应一样走了进去。我们各自要了自己的早晨：我的是杭州小笼包和豆浆，阿奇则是一杯咖啡。坐下来后，她点了一根烟，象重插被暴风雨冲垮的秧苗一样毫无表情地塞到两唇之间。在那天早上，以早晨店为范围的那个空间里，一切都很不对劲，象大小两个齿轮忽然错了眼，卡在那里，无法严丝合缝地继续运行下去。油煎果子的油烟浮尸一样漂在我们头顶，桌子上蔫呼呼地留下干透血迹一样的抹布擦痕。俄而，东西送了上来：包子咬在嘴里有隔夜的味道，豆浆不知怎的，往里面拌了四五调羹白糖，尝起来却一点甜味也没有。我从柜台拿了糖罐，顺手搁在桌面上忘了放回去。不一会，左手三点钟位置桌的一个家庭妇女操着特有的粗大嗓门说：“糖没，去到哪啦，这些人真是的，用了就不知道放回去。”话音刚落，我还没反应说的是我，却看到阿奇懒洋洋地站了起来，拿起糖罐晃悠悠地走到她跟前，慢慢地，将满满一罐白糖系数倒到她的桌子上。然后，她用捻着香烟的手指着她说：“想用糖？用啊，你用啊，他妈的用死你。”那女人愣了一下，马上调整好骂街用的音量，站起来插起腰开始骂骂咧咧。她骂的什么我根本不关心，阿奇把我全部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她脸色铁青，并伴随着一阵阵轻微的痉挛，仿佛有看不见的野兽在她脸皮底下爬来爬去――这种我从没见过的狰狞把我吓了一跳，我预感到事情要糟糕。果不其然，我听见她的声音，在那个主妇又高又尖的嗓门中，仍然如同冰镐敲破山岩一样又狠又冷：“你再说，你再说，我让你他妈再说。”她把烟往地上一扔，从桌上抄起糖罐一把朝她摔去。幸亏她用力过猛失了准头，金属罐没砸到人，砸到她身后的墙上。金属落地的尖利声让周围顿时一片寂静，周围的客人都看着她们。那个女人一时有点发懵――和这个城市的女人一样，她显然只习惯骂街，并不熟悉打架。这时阿奇发疯一样朝她扑过去，同一时间我也扑过去，本能地用肩膀挡住了她。她全身颤抖，眼神凶狠，力气大得出奇。我一个人招架不住，幸好服务员赶来帮忙。我们一人一边，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她按在座位上。这个过程中，阿奇还不忘朝那个女人挥拳踢腿――她好半天才明白此地不宜久留，骂了句“疯子”后，赶紧拿起自己的包走出店。这时，店主走过来请我们立即离开，否则就要打电话报警。我只好跟他道了歉，陪了白糖的钱，半拉半拖把阿奇拽出了那里。
把她弄上楼并不费多大功夫，事实上从早餐店一出来，她就似乎清醒了不少，乖乖地任我牵着她走。上楼后，我打开房门，一股雨水的气息阴魂不散附了上来――出门时又忘了关上阳台的玻璃门，半个客厅被打湿了。刚从IKEA买的素色窗帘啪嗒着水，象撞碑自尽的节妇一样一下一下打在玻璃门上，沙发也好靠垫也罢，摸上去都湿乎乎的――真是乱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