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璋一直相信，自己这一生都在为这件事做准备，老天没有给他很好的家庭背景，那么他就得自己去奋斗，去努力。考研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但就算是完成这一步，对一个生活在封闭保守的小城镇的中学老师来说，都非常艰难。每月从不多的工资里省出钱来、复习、托人买资料、备考、跟单位辞职、顶住无数亲戚的压力坚持上F大来参加初试、面试，一关关下来，无异于活脱一层皮。他永远忘不了，复试完毕，导师端详了他一会，笑着说：“你这同学倒老实，好几年了，你还是头一个在考场上才第一次见到导师的。”
周子璋涨红了脸，心里涌起一阵酸楚感慨，一时间竟然有些哽咽难言，只有他知道，不是他不懂得要事先跟导师取得联系，不是他不知道很多考生都在考试前跑导师家里送礼套近乎，甚至有很多人就跟着该老师听了对方一年的课，但是，他没有那个经济条件，每月拿那紧巴巴一千多块的工资，扣掉所有费用，他连买张到S市的硬卧火车票，都得存两个月。
第一次上专业课，几个本届研究生团团一坐，一边是F大保研上来的，一边是全国其他著名大学考过来的，个个年轻飞扬，风华正茂，全是一副未来的知名教授，学术精英做派，说话中夹杂着周子璋听不明白的英文单词，动辄跳出一个个历史学家的名字，引经据典，横跨中西，令周子璋心里羡慕得不得了。他知道自己与这些人差距多大，他不敢怠慢，越发学得刻苦，别人不耐烦做考据，那么他来做，别人不耐烦仔细研读索引，那么他在这些小细节上下功夫。苦熬了一年，战战兢兢拿出论文，哪想到博得导师的赞誉，那些眼高于顶的同窗们，也都纷纷开始正眼看他，不再将他视为小地方无知的代表。
这些不起眼的小成就，对一个出身良好，书香门第的孩子来说易如反掌，但对周子璋来说，走的每一步，却不容易。
因为知道不容易，所以他才更坚定，更珍惜，也更小心。
现在，一直呵护在心头的梦想却濒临破碎，周子璋没有办法了，霍斯予那种人到底权势滔天到什么地步，他一个平民百姓根本弄不懂，但也因为不了解，只有一个懵懂的概念，这种权势的压迫，对强权的畏惧，才更可怕。
更重要的是，他根本没法拿跟生命一样宝贵的学术生涯作赌注。他无法想象，如果有一天，这个梦想再也无法企及，那他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他活着，还有什么可能性？
人因为穷，就没法不看中手里已有的东西，就越禁不起摔打，因为你没有资本去摔打，试都不能试，因为只要有一丁点差错，你就真正一无所有，万劫不复。
要反抗很容易，拼个鱼死网破多么简单，但鱼死网破以后呢？
以后怎么办？
除非你死，否则，你还是要面对活着的这些不堪。
更何况，周子璋不想死。
他知道生活有多难，他小时候寄养在舅舅家，试过两天没人管饭，他饿疯了，去街边馄饨摊捡人家吃剩了，摊主还没来得及收的馄饨汤喝。
那样的日子都过来了，现在的再怎么说，也不用饿肚子不是？
他将脑袋深深地埋进掌心。
今天，就到出院的时候了。
他知道自己只要站起来，出了这间病房，从此整个人生都会不一样。
那种在帝都包间里承受的屈辱，那种在琳琅酒店套房里经历的痛苦，从此就会如污泥一样，缠缚住自己每个毛孔，让自己艰于呼吸。
但没办法，就如他小时候常常哭泣，为何别的孩子有爹妈，他却要在一对亲戚中像个皮球一样被提来踢去，看尽别人的冷脸。
没有办法，命运从来只给他一条路，无从选择，要么这么走，要么，就只能不过了。
可你不能不过了。
周子璋深深吸了一口气，抬起头，慢慢站了起来，慢慢的，像个患了老年痴呆症的人一样，动作笨拙而呆愣地，转过身去。
“周先生，可以走了吗？”霍斯予的助理带着两名保镖，拎着他那点东西，训练有素地问。这个助理姓陈，三十岁上下，退伍军人，办事精明利落，跟了霍斯予好几年，知道霍斯予什么德性，对这个不幸的男人有了点滴同情，口气上不由放缓了些，尽量微笑说：“五少吩咐我将您直接送新屋去，您看，咱们是不是该走了？”
周子璋一辈子也没谁对他说一个“您”字，此刻听来尤为嘲讽，他垂下头，沉默了一会，才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