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的苦难是必须的，每一天都缺衣少食，在西伯利亚寒冷的冻土上步履维艰，战俘很多但工作更多。监工们不停的给我们派发着新活，刚开始很多人都没有熬过去，肺病，寒冷，饥饿和旧伤，每一样都能随意的夺取许多人的生命。
很多人晚上躺下，第二天再没起来，也有很多人休息时坐下，十分钟后也成了尸体。我每天就摸摸自己的心跳，确定它是否还强健的跳动着，确保自己不会在下一秒就成为尸体。
最难熬的不是等待死亡，而是在没死亡的时候等待自由。
在这圈禁中干活时，我越来越明白当初自己究竟做了什么，那群在犹太区行尸走肉一般的犹太人，相比他们的无所事事，有时候我们有苦役反而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我们没精力去想外界发生了什么，也没时间讨论什么时候才能离开，甚至听到元首自杀，德国投降，纽伦堡审判时，都没给我们太大的触动。
我们在守卫讥讽的笑声中听到了消息，然后没等我们有所反应，下一秒，我们就不得不继续背着筐子拾取地上的煤渣。
那时我甚至对那些自以为残忍的守卫有了一种感激的情绪，他们的强迫让我们完全没时间去消化那些消息，等到晚上躺到床上时，即使心潮澎湃也挡不住累极的疲惫，几次循环后，再大的震撼也没空去惊讶了。
但是随着时日渐长，消息渐多，在习惯这样的生活后，我们都已经麻木了。
这是个不可能逃出去的地方，千里冻土和冰封，缺衣少食也没有路线，什么心思都得冻结在大雪下，而随着时日渐增，我们也渐渐体现出了我们自己的优势。
战俘营中的战俘几乎个个都是高中以上学历，军官大部分都受过高等教育，在很多工作上比原职人员更能胜任，我们几乎天生的谨慎和沉稳也让上层看到了我们更大的作用。逐渐的，我们能够领到足够的食物和薪水，甚至能与当地矿工同工同酬，更有聪明的战俘在一些领域体现出了自己的才能，成为了某些职位必不可少的人。
我在干过矿工，锅炉工，厨房帮工等各种工种后，很快也找到了一个悠闲的差事，矿场调度员，这是个活少又舒适的工作，能有一张自己的办公桌和小凳子，还能时常得到一些小零食。
但是战俘毕竟是战俘，我们的生活条件依然很差，个人卫生和食物都总是得不到解决，在附近的小镇上，即使有钱也买不到好吃的东西，而战俘营中给战俘的配比一向苛刻，让我们在进行平等的工作时依然能感到低人一等的滋味。
不过比起很久以前的生活，这已经是足够好的了，就像某位长官安慰我时说过的：当情况不能再差时，就是它渐渐变好的时候。
那时，我刚刚失掉了一只眼睛，就算治疗及时，这样的卫生条件下，也保不住。
我在战场上没有缺胳膊少腿，却在被俘虏后被一个杂种踢废了眼睛，是个男人遇到这样的事，都无法淡定。
可我依然忍下来了，这种忍耐一直伴随了我十年。
开始几年很多人都拿自己的家人作为慰藉，他们相互展示着妻子和孩子的照片，低声说着过往的美好的回忆。
可是等到没什么可说的，等到时间长远的什么都回忆不起来时，他们也都沉默了，我不知道在说得大家都能相互背出美好回忆的时候，还有什么值得作为心灵支柱。
我想妈妈，但她已经去了天堂，我想过去的战友，但他们现在也都客死异乡，我想奥古和凯泽尔，但我不知道作为士兵他们是否还活着，历数之下，我能够想的，竟然只剩下一个活人。
秦恬，但愿你没有白白俘虏我，以你那点小聪明，现在应该好好的活下来了吧。
就在我以为有可能一辈子都要在西伯利亚度过时，几个交好的苏联守卫忽然传来消息，在其他国家的压力下，苏联终于要放人了。
而我们，已经是最后一批被放还的俘虏，距离我们被俘，已经整整十年。
当绝望过后希望再来时，所有人都懵住了，毎一夜毎一夜脑中魂牵梦萦的家乡就在眼前，我们激动的几乎连呼吸就要停止，毎个人都满面红光，仿佛下一秒我们就将登上回德国的火车。
在此前，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一个中途被调来的女看守忽然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她是我的直接上司，叫什么我已经忘了，只记得她在单独面对我时，忽然语出惊人：“你能留下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