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家的生意在那样的年代里越来越好，杜晓曼得到了不少分红。李昉被另一所大学聘用，需要资金，杜晓曼觉得自己的钱可以帮到老公，非常开心。
她打算过在适当的时候退出娘家的生意，回归家庭。就在这个时候，二战爆发了，两年多后，美国参战。各种战时政策，做生意又变得艰难。她不能在那样的时候退出，就继续做下去。打仗的时候，家具几乎卖不动了。但因为原材料囤积充足，他们把重点改成实用的工装布料、背包等方面，甚至还接到了政府的订单。
“等到战争结束，弟弟和我说，姐姐，我们好机会到来了，亚洲、欧洲，有那么多的房子需要重建，有那么多人需要重新买家具。我去开拓亚欧市场，总公司这里就靠姐姐你了。我说，不好意思，弟弟，我要回家做主妇了。我的老公和孩子们需要我。”
不顾弟弟的强留，杜晓曼在公司又待了差不多一年，就放开了所有的事务，回到家中做主妇。
她的大女儿快要中学毕业选择大学了，儿子刚进中学，李昉的研究方向是量子物理学，在二战后非常热门，李昉变得更加忙碌。
“我那时每天早上很早起床，亲自给他们准备早餐，送他们离开。一整天要考虑的事情就是，今天客厅和卧室插什么颜色的鲜花，窗帘、沙发套和床单是否需要更换，花园是否要打理，晚餐的餐单是什么，适合用哪套餐具，搭配什么样的餐巾和桌布……他们的衣服也是我亲手熨的。一家人围坐在餐桌边用餐时，我感到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由于研究课题的原因，李昉频频接到各地演讲、访问的邀约。这些年，杜家一直通过各种渠道向祖国捐出资金和物资，国内对杜家及杜晓曼李昉夫妇也有关注，建国后，更辗转表达欢迎他们回国。
杜晓曼从出生时就在海外，一直没有回国过，所以她很想回去。但当时中美尚未建交，种种政治因素，回国并不是太容易。杜晓曼的女儿大学正要毕业，儿子快要中学毕业，她想等孩子们都学业有成后再回去。
一位同是华裔的戴教授经常因为这件事拜访他们家，戴教授有个女儿，比杜晓曼的女儿只大了一岁，常和父亲一起过来。
“她喊我杜姨，很喜欢吃我做的菜。她过生日时，我还送给过她裙子。我怎么也想不到……”
某一天，杜晓曼去看望刚生完孩子的弟妹，回来后，李昉对杜晓曼说，某个女佣在工作时间酗酒，打碎了一件很珍贵的斗彩花瓶，被他辞退了。杜晓曼没多说什么。过了几天，这个女佣托人来说，被辞退后，她找不到好工作，能不能请杜晓曼给她写一封推荐信。
这个女佣在杜晓曼家里做了蛮久，手脚很麻利，杜晓曼一直挺满意她。花瓶碎了，反正也黏不回来了。她就写了这封推荐信。不久后，女佣又托人问，能不能见杜晓曼一面，她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她。
在某咖啡馆内，女佣对杜晓曼说：“夫人，我要告诉您一件事，那位戴小姐，在您不在家的时候，经常到您家来。”
“我当时还呆头呆脑地回答，我知道呀，她和我女儿芮儿是好朋友。然后女佣说……”
女佣说：“不，她和您丈夫才真的好。她经常穿着您的睡衣，和您丈夫一起在你们的大床上。”
杜晓曼完全不能相信自己的丈夫竟会做出这种事。
女佣说，李昉和戴妍两人很早就开始调情了，因为这个女佣英文不好，所以两人不太防备她。
“但那种骚浪样子，我只要不瞎，就能看得出来。先生发现我知道了，就给我钱，让我不要说出去。”女佣非常坦率地告诉杜晓曼，“我的孩子要读书，我也需要时常喝一杯解解闷，所以我没拒绝这笔钱。”
李昉和戴妍一开始是偷偷摸摸地出去开房间，后来大概是感情越浓稠，越需要刺激，就发展到家里。
至于那个大花瓶，根本也不是女佣打碎的，而是女佣开价越来越高，和李昉谈崩了，李昉一怒之下砸碎的。
女佣更加坦率地告诉杜晓曼：“我之所以提价，是因为我发现了您的丈夫正在秘密找律师，商量怎么得到房子和财产。您先生和戴小姐上完床后聊天，以为我听不懂，但是我听懂了。戴小姐非常喜欢您的房子和您的那些衣服。戴小姐的父亲和您先生的同事们全部都支持他。为他们两个出谋划策。他们还商量以后把卧室刷成米白色，戴小姐要买一套粉色的梳妆台。我还弄到了一张离婚条款的拟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