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学生递给我们两张传单，热切地说：“跟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华北需要你们，国家需要你们。抗议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的任何傀儡组织！”我对她笑了笑，单手接过来。八开大小的纸上印着几个醒目的大字：告全国民众书。下面是密密麻麻的号召：“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全国大众，大家赶快联合起来！我们的目标是同一的：自己起来保卫自己的民族！我们的胸怀是光明的：要以血肉头颅换取我们的自由！”“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长长的队伍，看不到尾。最前方打头处，一个戴白围巾的高个子男学生举着喇叭向身后的同胞大声呼喊着什么，似乎是个积极的学生领袖。我总觉得他的身影出奇熟悉，然而又很模糊，没法看清。
后来的事我就不知道了，因为让坐着黄包车出来亲自抓人的父亲给领回去，一路都被训话。刚拐进东四马胡同，远远的大街上破空传来几声枪响，惊飞了一只树梢上的乌鸦。
直到晚些时候，我才听说爱国学生在王府井街口遭到上千名军警的血腥镇压，汉奸和特务四处抓人，鬼子架起机关枪，连二十九军都出动了，学生们顽强地抗争，拼上了金子般的青春。因为这，我又被骂了一顿。呐喊已经听不见，窗外无边无际的夜色中，五六张雪白的传单被卷到空中，像一只只发光的蝴蝶。
第二天我去上学，发现学校已经停课，大概因为都是有钱人的子女，怕在这动乱的时期出什么差错，要不就是怕背上卖国的名声，只得照别校的样子联合罢课。我照例拐进小树林，慢慢爬上画室小楼的二层，在外面站了一会儿。窗洞里黑糊糊的，隐约可见乱七八糟的画架和椅子。我顺手在门上弹了一下，吱呀一声，它居然翕开一条缝，露出缝里阴暗的未知空间。
我觉得奇怪，这扇门已经紧锁了好些天，是谁打开的呢？我下意识往地上看去，一条暗红色的血迹向前延伸，消失在门后，已经凝固了。我的心咚地跳了一下，推门走进去，打开灯。
泽北荣治缩在画室一角，蓝棉布长褂上全是血，那血还没停，仍旧慢慢向外流着，已经变成很小一股，大概快流光了。他闭着眼，脖子上戴着一条雪白的围巾，身边散乱着十几张告全国民众书的传单。
“泽老师！”我跑过去，把他的脑袋扶起来枕在自己腿上，掐住他的人中。我并不打算送他去医院，因为即使去了也活不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个年轻的大学生应该有些想说的话，因为他腋下夹着一块用报纸精心包好的油画板，夹得那么紧，怎么也抽不掉。
他的眼睛慢慢睁开，过了很久才对上焦。看到我，他笑了笑，虚弱地说：“是你啊，阿彰，你来了。”
我用力按住他胸口的枪洞：“泽老师，学生们都很想你。”
他又要笑，可是一滴眼泪顺着脸颊慢慢流下来。他想抬手去抹，可是根本抬不起。他说：“对不起，我一个高头大马的男人总这么爱哭，真丢脸。”
我说：“没什么。你哭起来也很威风。”
“呵。”他喘了口气，把腋下的画板松开，“真大意，被特务放了冷枪。”他看着我：“我那时终于决定回国，就是想用自己的双手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虽然我微薄的力量不算什么，但千千万万个像我一样的人，就能凝聚成一座不倒的山。阿彰，你也该知道我是地下组织的学生代表吧。我昨天看见你了，你骑车带着一个女孩儿，她真漂亮。”
“对。”我说：“她很漂亮。”
他吃力地把画板向我推过来：“阿彰，你要答应我一件事，算我这个半吊子美术老师最后的请求。”
“你说。”
他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撕开报纸，露出一幅画，画上是个穿军装的红发男人，飞扬的眉眼，那头发红得像要烧起来。
“这个人，你是认识的。我听他提起过你，说你是故人的儿子。我知道你每天都会来，我走不了那么远，没法撑到他的司令部，也不能让人看见我去找他……”
我沙哑地问：“你在这儿，等了多久？”
“昨晚，昨晚在东交民巷被人暗算了，那些人知道我……阿彰，我撑着，就是要等你来。如果你再见到他，把这幅画给他，就跟他说，是那个被他救了一命的清华学生给他的，让他收下，是我最后的心……”他突然停住了，笑了笑，“哈，他那样的人，估计也记不得吧，如果他还是记不起，你就跟他讲，我和他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