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因为我是个普通人，怀揣五百美元就跑到纽约了。记得曾听过一首歌，什么“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并不在意”，然后是“太猛太猛，载！”
二
据说“市大”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火得很，多是些家境贫困但成绩非常优秀的子弟来此就读，曾经与哈佛、耶鲁齐名，并称三雄。以后哈林区“发展”了，政府建了很多福利楼提供给贫穷的黑人兄弟，白人便纷纷悄然搬离此地，而市大也随着这种变化而渐渐衰落。
我在学校里拜见了几个老外，其中一个是今年系里负责招收外国留学生的教授，名叫库克。库克看起来很年轻，长得挺精神，笑起来很有亲和力，带一点克林顿浪劲。我基本上没太听懂他说了些什么，只是告诉他我的名字是肖华，姓高。他笑着说他记得我，很自信地、铿锵有力地一个字一个字蹦着：小花－－狗，我先是一愣，然后笑着点头，称赞他的中文发音很好。
后来我才知道当年我是库克教授招来的五个外国学生中唯一的男性，库克喜欢女学生，特别是亚洲女学生，这在系里是无人不晓。库克很热心地找来系里的一个老生，姓鲁。老鲁同志四十多了还在市大混博士，其实是等找到工作后再毕业，否则身份没了就只能卷铺盖卷回国。老鲁是我在纽约认识的第一个中国人，当他听说我没地方住时，立刻做出回应，他告诉我他老婆孩子现在正在国内探亲，一个月后才回来，让我住在他家。
曾经听某些也是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出来的人说在海外最好少和中国人，特别是大陆人打交道，因为他们就会给人使坏，老外更加乐于助人。我不知道说这些话的人都受过什么刺激。
老鲁的家离学校很近，只步行五六分钟就到了。我对老鲁说你住的地方不错，周围挺安静的，没有那么多人站在路边观望。老鲁头摇得跟波浪鼓似的，说这地方越热闹越没事，越安静越危险。到了他家后，老鲁带我到另一个中国家里搬来一张折叠床，并拿出被褥帮我铺好。
当天晚上我要请老鲁外面吃顿饭，被他一再谢绝。我被老鲁带着来到最近的一家超市，发现美国的超市里真没什么能入口的东西。我将就着买了不少速食品和啤酒，准备晚上和老鲁搓一顿。交钱的时候收款员要我的证件，我笑着对老鲁说难道上街买几瓶啤酒还他妈的要带着护照？老鲁听着也笑了：“你看起来这么年轻。再说这是法律，入乡随俗吧。”他念叨着将他的驾照递给收款员。
老鲁不喜欢喝酒，几乎是滴酒不沾。饭桌上他说在美国喝酒都是自觉自愿的，没人让酒。看来我津津乐道的“感情深一口闷”的信条算是“虾米”了。老鲁还说在纽约州的超市里只能买到啤酒，葡萄酒和白酒要到专门的酒店去买。避孕套可以在货架上找到，但香烟只能向收款员索要。另外老鲁还说要想久居哈林区而少被打劫，那么行走的方式，选择的街道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边嚼着熏火鸡肉，边消化老鲁给我的诸多信息，只听老鲁又说：“这个屋子房租是二百六块钱，那个你住的这一个月呢……嗯……咱们每个人一百三十块钱，市话费二十多块钱，一人一半……嗯……长途电话费在账单上显示，谁打的谁付。”
我嚼完火鸡肉对老鲁说这个月的房租我交，能找到这么便宜离学校又近的地方我很知足，而且我是在走投无路又两眼儿一抹黑的情况下被老鲁收留，交一个月的房租一个月的电话费，是我份内的事。我说的是肺腑之言。
老鲁不干了，又将头摇得和波浪鼓似的，说绝对不可以。
周末我找到老鲁的房东－－黑人老头杰夫，并给了他二百六十块钱作为房租。老人家躺在沙发里，说是刚刚把腿摔坏了，正在休养。杰夫说话声音很大，音调也象唱歌一样好听，带着特有的黑人口音。我说上了年纪骨头比较脆，所以走路要格外小心。杰夫大声说不，说他的身体棒着呢。他很哥们地笑咪咪地对我说跌跤是因为看“小鸟”，当时正好一只漂亮性感的“小鸟”过马路，他的目光被“小鸟”吸引，结果没看见前面的台阶。鸟类观察在国外是一种很环保很高雅的爱好，看来黑老头杰夫也有“观察鸟类”的雅兴。
杰夫和我闲聊时他老婆不在家，去旁边的教堂做礼拜了，如果不是老头负伤，他每个礼拜天必去教堂的，因为杰夫也是天主教徒。在听过“看小鸟”的故事后我不得不微笑着问杰夫他真的信仰宗教吗，他哈哈大笑，只说了一个词－－ＢＵＬＬＳＨＩ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