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乘坐地铁。我们刚刚划过磁卡，就听到轰隆隆的声音，我们飞奔着跑下楼梯，急驶的列车带来一阵阴风抚过我们的脸，我看见翔子一头乌黑、俏皮的短发吹得竖起来。这进站的正好是我们要乘作的Ｅ号列车，就在车长关门的一刹那，我用手把住预合的两扇门，灵巧地一侧身，翔子飞速跟进，我们挤进车厢。
我和翔子得意地相视一笑。
车厢里乘客很少，除了一个中年模样的非洲裔男人，便是个衣裳肮脏，浑身散发着由于常年不洗澡而产生奇怪气味的无家可归者，他侧卧在长椅上酣睡，地下放着一个破烂的塑料提包。
如果是一年前，我厌恶这样的气氛，因为我首先对这些无家可归者有偏见，不仅仅因为他们身上的臭味。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会无家可归。在纽约，那么多以各种方式逃离自己的祖国，不惜献出一生的积蓄，负债累累，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奔向这个号称自由国度的人们，无论是南美人，东南亚人，或者中国人，他们都能自食其力地生存下来，为什么这些美国人不行。其次，那中年人也使我恐慌。纽约的治安状况固然使人恐惧，更重要的是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心理使人完全没有安全感。
然而一年以后，我很惬意地和翔子坐在车厢里，不再多虑我根本搞不清楚的复杂社会问题，仅仅感受着一个真实自然的场景，一个我熟悉的纽约地铁，一个已经属于了我们的城市，虽然有点一厢情愿。
渐渐车里人多了起来。我对翔子说：咱们往后走去别的车厢，你走过嘛？翔子微微摇头。于是我们离开座位，我拉开两节车厢之间连接的门，立刻一股冷风吹了进来。我一条腿已经迈出车厢，踏在狭窄的连接处，一只手去开另一车厢的门。翔子跟在我后面，就这样象老黑似的一连换了三四个车厢。
“哈哈，真好玩儿，还挺刺激的。”翔子笑着说。
下了车，地铁站里有黑人在击鼓买艺，在我听来根本是噪音。翔子走过去往盒子里放了一块钱，那哥们儿对翔子笑，露出雪白的牙齿。
在换车的通道里，我们又看见某中国人在拉二胡，曲子应该是赛马，节奏很欢快。我虽然对音乐一窍不通，但我知道他拉得非常好，后来经过攀谈也证实了我的想法，此位老兄曾是民族乐团的首席二胡。但我实在怀疑那些美国人能否欣赏这两根弦的中国乐器。
我悄悄往音乐家只有几个硬币的琴盒里放了一块钱。在我和那人闲聊时，我发现他正注视翔子，我随着他的目光望去，大概翔子已经往盒子里放了钱，那角落里叠着的二十块的钞票一定是刚刚放进去的。翔子似乎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坏事一样对演奏家尴尬一笑，然后催促我：走吧。
那老兄什么都没说，当我们已经转身走了两步，突然听见他对我们稍微大声地叫了一句：“ＧＯＯＤ ＬＵＣＫ！”
我们转过身，听翔子回答：“你也是！”
下午我和翔子提着四只大龙虾，四包水饺回家。当天晚上，我服务到家，全部将蒸好的龙虾肉剥出来，因为翔子的手还没痊愈。我们一边啃着龙虾，一边喝酒，一边抽烟。吃舒服了我们相互调戏，滚到一起快乐一番。然后我们穿了衣服又吃又喝又抽又上床，我们要看看最高记录是几次，是翔子牛还是我牛。
如果我说我们那天晚上过得特别幸福，某些旁人大概会说你们是借酒浇愁苦中作乐。那是他自作聪明了。
新郎挽着他美丽的新娘入洞房确实是一种幸福，作为成功人士被众人瞩目是一种幸福，有钱的老板花大把银子带全家去旅游圣地度假也是种幸福。我和戴晓翔一起非常投入地品尝着龙虾的鲜美，五粮液的醇香，在欲望的海洋里无拘无束地快乐畅游同样是一种幸福的体验。
三十五
没开春呢，本就撞上桃花运了，他和以盛产美女而出名的多美尼加共和国来的女孩好上了，本又陷入了认真而浪漫的交往中。
本在我们系混得不错，在金工间里算是小头目。如果论干活儿手巧心灵当数杰森，但杰森肯定是当不了头，别看他爷爷辈就已经在美国落脚，但不够开朗的个性是不是从基因里传下来的？总之他远不如本能说会道、会讨众人特别是教授们的喜欢。
自刚刚来这里，王芳就说过交流太重要了，以后认识了校友会里一些已经“进入主流”的学长们，听他们语重心长地一再强调要努力学习狂喷海侃，水平低没关系，做不出来也不要紧，能“白话”就行。几年之后，全国人民才从本山大哥那里懵懂了呼悠的重要性，所以说还是西方“先进”些，不服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