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边走一边想着试验的事情，想着下午怎么和帝克讨论。我平常都是做１、９车从百老汇街走到学校，偏偏那天邪门，从东边下了地铁还抄了一个近道。上午十点，这应该算光天化日之下，而就是在这样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终于被抢劫了。
当时四周非常安静，对面马路上还有一个黑人妇女领着两个三四岁的小孩，我好象听见后面有声音，于是就很自然地想回头看看，我根本没转过头，先感觉到后背被人好似猛砸一下，估计我一定想站直，并四处搜索，因为第二个印象是眼前几个黑鬼，我说不清到底几个，我只看清一个花的快长至膝盖的衬衫，肥大的裤腿……然后就是身上的疼痛和重击。
我应该是根本没有反抗，因为记忆里我一下就倒在地上，而且我也没有喊，没那个反应。我并不能说我被吓得如何如何，因为在意识到恐惧之前，我先懵了。
当他们从我裤兜儿里翻钱包时，我终于明白发生的事情，然后完全不受思维控制地起来，用英文大骂脏话，对拿钱包的人扑过去。这是个没有实际意义并且对自己不利甚至相当危险的举动，因为这个动作，除了又挨了一棒，他们慌乱下拿着钱包就跑了，使得我后来不得不处理被抢走的驾照、医疗卡，信用卡等等一堆事情。
在他们迅速消失之后，我才勉强站起来，我纯粹本能地摸摸胳膊腿检查了一下，然后去拣书包，把掉出来的东西放进去，再然后我才注意到我旁边的人，看见有黑人妇女捂着嘴瞪我，大声问我怎么样，然后狂喊救命。
所有的细节只发生在十几秒钟之内。
当好几个黑人兄弟姐妹围在我周围心急火燎帮我打９１１，帮我擦从手背上冒出的血，甚至让我平躺在人行道上等救护车时，我才发觉身上疼得利害，呼吸不畅，我想起某个因车门轻轻碰撞造成脾破裂当场身亡的人，我以为我要死了。
我在医院里一直呆到晚上８点。这期间我只将这个消息通知了帝克和老鲁。我心里非常想翔子，特别是刚进医院的那两个小时内。但我没有通知他，因为等我知道自己没大问题不会死亡后，我认为把翔子叫过来帮不了我具体的事情，而且我不承认我有另一层顾虑。
值得一提的是，那天下午有好几个人来医院看我，真的令我感激，人这东西某些时候是挺脆弱的。特别是王芳也来了，她在我眼中比原来更小巧可爱，我真希望她赶紧找一个好样的中国人嫁了，肥水不该留进外人田。还有一个韩国哥们儿，丫曾经两次在厕所里我小便的时候突然拍我肩膀，吓得我直骂，而那天看望我时的黏乎劲头儿，令我不往歪处想都难。
８点钟，我坐在医院椅子上给翔子打了电话。他赶到时眼睛瞪得挺大，焦虑地看我。我问他画画的东西呢，他说请凯文帮着拿回家，他不想拿，拦个车就过来了。晚上当我们回家后，当翔子听我讲述经过，重复医生的忠告，我发现他凝视着我的眼睛略微发红。
“怎么了？”我微笑，抓住这个让我内心无比甜蜜的细节，也忘了所有的不快。
翔子也笑笑，他撩起我的衣服似乎又一次查看我的伤情，等再抬头时已经恢复常态。
翔子说他这几天不去画画了，在家里陪我。我告诉他我明天就去学校。
第二天我吃了医生开的比较劲儿大的止痛药，就去了学校。不是因为我爱校如家，对试验认真负责。我要去打印外州学校的申请表格，我要立刻转学。
四十一
刚上大学那会儿，我曾为了混一张党票去听过两次党课。老师说一个共产党员的一言一行就代表着党的整体形象。当时只作笑话听，现在服气了。在很多特殊的时刻，人们的群体意识远远强过个体意识。
在我被抢劫后的５小时内，我心里有一团憋闷的怒火。我幻想拿着电影里《老枪》那种火焰喷射器把那几个兔崽子烧死，或者真的去买把枪跟他们同归于尽，什么金钱仕途、美女美男都可以不要。然而问题是我连他们的模样都没印象，警察都毫无办法，我上哪儿去找他们。
于是我的恨要升华，不是升华成挽救他们的宽容，而是升华到对“弱智愚蠢，四肢发达、好逸恶劳”的美国黑人的极端憎恶。在那５小时之内，如果我有希特勒的权势，我会将所有的美国黑人放进毒气室。如果我是侵略者我非常乐意搞一场哈林区大屠杀。屠杀对象包括黑人房东老头杰夫；包括曾深更半夜向我要钱，后来与我成了朋友，还告诉我他刚刚“度假”回来，里面有图书馆健身房，就是没有性和女人的麦克；包括给我做笔录的黑人警察；甚至包括那些事后热心的救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