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第一场没发挥好，哪怕后两场出彩，结局也基本是注定了的。
因此，绝大多数人纵知道不好，也还是忍不住沉浸在自己昨日的诗赋论的发挥上，审题时心不在焉。
加上连续两夜没睡好，精神恍惚者，也不在少数。
而秉着吸取经验、盘算着下回再战而来的陆辞，却拿每一项都认真对待——别人还神游天外时，他已将昨日之事全部抛之脑后，专心致志地答起题来了。
况且他因休息得当，此时精神抖擞，神气充沛，单是形容气貌，就比周边人不知强上多少。
连主考官杨庐都不可避免地注意到这位年纪在最轻的一列，却镇定从容得极其与众不同的士子了。
论策同诗赋一样，命题范围皆广，但凡经史子集，皆可出题，还有可能结合时务。
不过，昨日所考的论，是以观其所以是非于古之人；今日考得策，则是以观其所以措置于今之世。
且因论只试一条，策则需试五条，不管出于什么考虑，考官在命题时，都必须将三种策都囊括在内：以儒家经典为题的经义策；以历史事件为主的子史策；以及以时事政务为主要内容的时务策。
这次虽未跟昨日一样幸运地押中题目，但类似于后世议论文、不需讲究韵律的策，陆辞可向来是不虚的。
跟诗赋一比，这简直称得上是他的强项了。
陆辞与昨日一样，打好腹稿，估算好大概字数，才不急不缓地下手——即便策同样只设下限，没有上限，可时间限制，就注定不可能像省试殿试那般动堪七八千字，而得悠着点来了。
陆辞还有轻微的强迫症，为追求整洁，他索性让五篇策的长度保持基本一致，字数差距不超出一百。
这样既是为了防止让人看出他的侧重或偏好，也是为了避免给人以头重脚轻、规划不足之感。
不过，陆辞虽答得顺利，还是感到有些意外的。
在他推测中，应该是不重时务的这位主考官，竟然出了整整三道时务题。
被大多考生偏好、也更那首的经义和子史策，则只各出了一道。
以至于前两题还能洋洋洒洒，后三题则焦头烂额，不知如何下笔者颇众。
更使他感到几分微妙又熟悉的是，最后一题，竟然是问广州背靠白云山的某县水苦而浑浊，百姓汲水工序繁琐，如何长解此困……
陆辞陷入了挣扎。
要不要偷懒炒炒冷饭，再详述一回自己上次写过给官府、最后却不了了之的自来水系统的提策？
作者有话要说：注释：
1.誊录制度的作用真的无比强大，能阻止考官凭私情决定考生前途，不过这会儿还没有施行。
其中两个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仁宗嘉佑四年，欧阳修为殿试考官，想要黜落刘几，但因为誊录+封弥后辨认不出是谁，欧阳修才批阅卷子的时候，猜测某份是刘几的，就黜落掉了，谁知那份卷子是萧稷的。最后刘几凭自己才识中了状元，让欧阳修都大吃一惊。（《梦溪笔谈》卷九）
第二个例子，则是苏轼。他在元祐三年知贡举时，为了让“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麃中，据《鹤林玉露》所说，还曾尝试用人情预买题目。在批阅卷子时，他以为找到了李麃的卷子，大喜说这个绝对是李麃的，让其通过，结果不是，李麃还是落榜了……
2.上请=进问题意
《宋会要辑稿·选举》七之五《亲试》里提及，省试殿试中如果不明示题目出处（我没找出解试不可以的资料，就推测也可以），应举人是可以上请的。
通过上请来翻书作弊的行为，也曾被欧阳修所描述。在上章的作话里已经做了注释了，就不再详解了。
3.挟书的惩罚
参考自《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一。
殿一举即为下次贡举时不得应举，殿二举则意味着两次贡举都不能参加，不以赦原，是表示连大赦天下也不能减免。
4.巡铺官捉到舞弊之人，是有赏钱的，最高达到五百贯（如文中所说）。
因此也出现过有人为了得赏钱而诬陷士人的事情了。后来规定，必须有确凿证据，才能判定。（就如某人身边捡到纸团，不能就说是某人参与了舞弊，必须有更加确凿的证据）
《宋会要辑稿·选举》五之六至七《发解》
5.策的类型和命题范围如文中所提，不再详述（《长篇》）
直到庆历四年，范仲淹尝试改革取士的侧重点，策论都一直不怎么被重视的（不过很快就变法失败了）；之后王安石再度改革贡举，才真正轻诗赋，重策论。
第四十五章
单纯照搬或扩写自己提过的策略的话，当然省时省力，却也不是没有顾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