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隐居以求其志”为目的的一类士人，他们以隐邀名，工于心计甚至近乎诡道，且往往能赢得广泛的社会声誉，但在我看来，这类士人名为归隐，而走得却是与隐士截然相反的两条道路，他们归隐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隐，而是为了仕，为了更为显赫的仕，因此他们实际上早就不能归于隐士这一范畴了，他们是士，是参杂了权术的士。
东晋的谢安也是如此。简文帝时期内乱频繁，强敌压境，司马家族山河风雨飘摇。出家高门的谢安被公认为雅量足以镇安内外，可是，谢安本人却“无处世意”，高卧东山坚不出仕。谢安隐居东山，只为等待最合适的时机，可笑当时的士大夫还担心：“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反而不如简文帝有见识。
简文帝虽是个窝囊皇帝，在位两年一直战战兢兢，害怕被独揽大权的桓温废黜。可是他虽无济世之略，却有知人之明。谢安虽放情于丘壑，纵意于林泉，泛舟于沧海，似乎真的“去伯夷叔齐不远”，但其每次外出游赏，总要携妓相陪，据此简文帝断言：“安石必出。”理由是：“既与人同乐，亦不得不与人同忧。”
一个纵情声色的人是不可能真正归隐的，即便你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的感慨，如果不放弃你的激情与冲动，不甘心平淡的生活，如孔明的“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也就成了空谈。
真正的隐士，隐的不是形，隐的是心。但这不同于“佛教”中讲求的修心，因为隐士首先是士，在他们的骨子里流淌着“儒”家的血液，他们是文化人，他们有自己的文化人格，因此他们的心不可能空，他们成不了佛，他们是在追求，追求一种纯粹的文化氛围。在上述的六类隐士中“回避以全其道”，“静己以镇其躁”，“垢俗以动其概”，“癖物以激其清”这四类人走的就是这条路。他们才是隐士，真正的隐士，纯粹的隐士。
作为一个隐士，只有“动其概”、“激其清”，才可能“镇其躁”，而只有“镇其躁”，才有可能“全其道”，这四点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要把它们完全地独立开来既不太可能，也不太现实。他们是一个群体，一个文化群体，他们的存在，代表了社会中的另类文化倾向，文化品格，他们是社会中的另类文化人。
有隐者，也必然会有招隐者，正常的好像商品的供求关系一样。《鹤鸣》就是我国的招隐诗之祖。通篇比兴，鹤、鱼、檀、石，皆以喻在野的贤人。
全诗译成白话是这样的：
鹤叫沼泽九曲弯，声音嘹亮传上天。鱼儿潜藏在深渊，有的游到浅滩前。我爱那个好林园，园中生长有香檀，还有枣树在下边。别的山上有美石，可做琢玉金刚钻。
鹤叫沼泽九曲弯，声音嘹亮传上天。鱼儿游至浅水滩，有的潜藏在深渊。我爱那个好林园，园中生长有香檀，还有楮树在下边。别的山上有美石，可做琢玉显璀璨。
喜欢这诗有陶渊明田园诗的意境，澹泊宁远，如果这理想中的小园建起来，绝对可以看作现实版私人桃花源。然而更叫我喜欢的是这诗的清朗大气，无论是开篇的“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还是结篇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都正直大气地使人起敬。
他山，是指异国。虽然在现代人看起来这国的概念极小，只是区区百里之地。但在彼时也是政治上一个明确的分野。可是，在《诗经》里，那么遥远的年代，就已经有贤人目光远大地提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观念，意思是，任用人才，求取贤能，不要在意外界的因素：他是什么人，他是哪里人。即使是别的山上的美玉，只要合用，我们也该把它雕琢出来。
这样的无私大气，在中国的文人诗章里是少见的，在中国人中也不多见。盖因国人习惯的是“私家重地，请勿践踏”，即使是“同桌吃饭，也要各自修行”，要联合起来结成派系也必得要有实际利益。合作真的是合作，比外国人更强经济意识，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样的话，说出来也是利用的成分多，没了最初的坦荡真诚。
武侠小说里常有禁地，擅入禁地的人如果没有死，通常都不会空手而归，盖因人会藏私，越是藏在禁地见不得光的越珍贵。
春秋战国时，国家的概念虽然有了，却因为战乱和局势的晦暗多变不得不模糊。士人的忠贞也被打碎。他们像失去家园的鸟一样四处迁徙，并不太在意后世读书人所谓的归属感和气节问题，而是哪里适合生存，那里有名主和机会就投哪里，像乐毅是赵人，却为燕昭王所用复兴燕国；张仪是魏国人，却跑到秦国为相；孔丘孟轲虽然口口声声维护王道正统，行动上却一点不落时代潮流，整天驾着牛车四处游说兜售自己的学识。他们绝不死心眼，玩什么忠贞节烈，相反却很识时务，这家不行转别家，绝不在一棵树上吊死。“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正是他们行为的写照。可怜后来的经生被故纸堆的灰尘圣人的光辉迷了眼，忽视了最明显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