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她冷漠，其实她面寒心热。譬如在外滩看见警察打人，忍不住气塞胸膛，一气之下，想去做官，或者做主席夫人，给那警察两个耳刮子。
又譬如，作家柯灵当年被日本沪南宪兵队关押在“贝公馆”里。贝公馆坐落在贝当路上，是美国学堂旧址，原来是雪白的建筑，碧绿的糙地，纯净得像天堂。对门是庄严肃穆的国际教堂，紫酱色的斜屋顶，墙上爬满长春藤，幽雅安静，是情侣散步的好地方。日本人选了这么一处来做现世地狱，叫人两相对比更是忍不住毛骨悚然，从骨子里透出阵阵阴风。
柯灵虽侥幸没有受武士道精神的洗礼——严刑拷打，却听够了被害者受刑时那种锥心刺骨的号叫声，体察了伍子胥过文昭关一夜白头的焦灼无奈，心神俱损。
隔了不久他被释放，有“刚从死亡线上脱险，对那个环境感觉特别灵敏，觉得人世真是美好”的感悟。回到家里，知道爱玲曾在他蒙难时去探问，自是感动不已，“当即用文言复了她一个短笺，寥寥数行，在记忆里是我最好的作品之一。原因是平常写作，很难有这种激动的心情。”常言道：“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爱玲偏偏是你富贵我不沾你，你受难我亦不怕去看你，可见其仁侠重情。
患难不相忘，亦不避嫌弃，那真是无可言说的知己之恩。彼时柯灵虽没有明言，但用文言复信可见其慎重。名士之风悠然可见，其感激之情，也不可言喻。
我读《今生今世》，胡兰成也写到这一段：“爱玲与外界少往来，惟一次有个朋友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爱玲因《倾城之恋》改编舞台剧上演，曾得他奔走，由我陪同去慰问过他家里，随后我还与日本宪兵说了，要他们可释放则释放。”
事情并不希奇。只是读了柯灵的文章才知道，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当年救他的就是爱玲。原来她只是兀自做了，完全没有张扬。时隔四十年才知救命之人，柯灵于是“产生了难分难解的复杂情绪。但是对张爱玲的好心，我只有加倍的感激。”古人遭难蒙人搭救只是一句“救命之恩，没齿难忘”。柯灵想必也是这样的感觉。
施恩不望报正是中国的侠义。爱玲是侠女。
她是天生的贵族，亦是真正的贵族。红尘冷漠湮灭不了她温热善良的心，世间曾有爱玲，是我们的幸！
她本就是妙玉。虽然到头来仍是“红尘肮脏违心愿”，到底没有“太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的慨叹。
爱玲比之妙玉是幸运的，因她活在我们的时代。
到底是女子
她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写得恢弘大气。
她说：“就是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的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写得情致缠绵。
她说：“从前的人吃力地过了一辈子，所作所为，渐渐蒙上了灰尘，子孙晾衣服时又把灰尘给抖了下来，在金色的太阳里飞舞着，回忆这东西要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忘却了忧愁。”写得黯淡幽怨。
我自从看了一幅爱玲储衣室的照片，满满当当的华服，现在看来都不过时，深为惊讶羡慕。读到有段时间爱玲每天提着个小菜篮自己去买菜，我也不觉得她是清苦的，那苏丽珍不也是天天拿着保温桶去买云吞吗？清贫散淡有时也是一种情调。
娴静优雅的爱玲会在阳光浓烈的日子里，摆弄拾掇着自己的旗袍、前清夹袄和日本花布。阳光那样细碎地洒在她脸上。她微眯着眼，笑着，浅浅满足地笑着。树上的叶子闪着金翠的光，她看了一会儿，幽幽地叹息着。
旗袍是她的至爱，直到去世，她依旧穿着一件赭红色的旗袍。也是这件赭红色的旗袍使她的辞世显得不那么凄凉——这个女人自始至终是亮烈的。我想来想去，想不出一个女人能像她一般爱恋着旗袍华服。这样的知根知底，一不小心，成了病态。
爱玲说：“我既不是美女，又没有什么特点，不靠这些招摇，怎么引得起别人注意？”类似这样的话她也曾经对弟弟说过：“一个人假使没有什么特长，最好是做得特别，可以引人注意。我认为与其做一个平庸的人过一辈子清闲生活，终其身，默默无闻，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