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还记得那个额上有疤的“疤丫丫”，那个给自己讲《三国演义》的“毛物”和肚子里装满了“孟丽君女扮男装中状元”的“毛物新娘子”。当然，她更记得从小领自己的老妈子何干。她背着她，从花园一路走回来，爱玲一直问个不停，欢喜活泼着。
那是她七岁左右的光景。一个千灵百巧的小女孩，住在天津的老宅里。春日迟迟百事无忧，更是自在天真。老宅宽大温暖，是滋生回忆和思念的温c黄。
我曾游历过这样的老宅，一砖一木旧沉沉的。走在这样的老宅里，连空气都是旧而腻的，心也跟着厚实温暖，泛起檀木的香气。摩挲着墙壁桌椅上的花纹，说不出的沉重伤感。只有在这样的老宅里才能有簪缨之族的雅气，亦只有这样的环境才能叫一个年轻有志的少年变做汲汲于名利的禄蠹之徒，或者是颓唐庸碌、游手好闲、吟风弄月的风月子弟。
我喜欢小时候的爱玲，温暖凝静，无忧无虑。她和何干在一起的感觉，总是让我想起自己的童年，与外公一起的悠悠岁月。那是少女开始有朦胧自我意识的岁月。
照顾她的何干，是个温和宽厚的老妈妈，照顾弟弟的张干，则伶俐要强，处处占先，容易让人想起《红楼梦》里的李嬷嬷，仗着自己曾奶过宝玉趾高气昂，吃了豆皮包喝了枫露茶寻事生非的老厌物。
因为爱玲是女孩，何干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张干。爱玲却不依不饶，二人常常发生争执。
后来爱玲半真半假调侃说：“张干从小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不忿于男尊女卑，这大约是每个有心气的女孩共有的性情，不过太在意，只能证明自己心怯，想想虽是无可奈何，却证明爱玲的好强。
晚年有一天，爱玲站在阳台上，在黯蓝的月光里看着孩提时期的照片。看到照片里自己的笑，“似乎有藐视的意味，然而那注视里还是有对这世界难言的恋慕。”
我在看这张照片时，却看不出“藐视的意味“来。只看到一个胖乎乎的小女孩，活泼、乖巧地对着我。眼中的笑意洋溢着，幸福而灿烂。看不出任何背景，仿佛有一个快乐的童年，放在“猜猜猜”节目里，还以为是哪个明星的儿童照呢。
但是，在那样幽暗的背景下，无论多么喜气的神情总觉得有些压抑。
朱红快乐
时光太瘦，指fèng太宽，不经意的一瞥，已隔了数年。从天津到上海有一天的船程，一昼一夜间，她脱离了天津油腻腻的不能舒展的空间，来到繁华苍凉的上海。
当一个决定改变一生时，回头看去，影响往往缓慢深长。像水流过河c黄，流向也是隐秘的。八岁的爱玲站在海轮上，看到渐渐靠近的城市，是否开始有一种模糊的意识，感觉到这个城市与自己之间有怎样千丝万缕、纠葛不断的联系呢？她是敏感的，敏感的人对未来有先知。
然而毕竟只有八岁，这样的年龄，即便如爱玲般的聪颖，也是懵懂的。这懵懂亦是天真，对命运的婉从，所以有“花落知多少”的喜悦惊动。
天津散发出暧昧模糊的气息，被逼夹在上海和北京之间，颤巍巍站不住脚，伸不直腰。我甚至怀疑，如果爱玲一直留在那个窘迫尴尬的城市，她身上还会不会有那样逼人的清贵呢？
也许上海是她前世的乡魂所系，她跟上海一点也没有隔阂。一到上海，坐在马车上，她是非常绔气而快乐的富家娇女，粉红底子的洋纱衫裤上飞着蓝蝴蝶。
上海的家比天津的老宅要逊色多了，只是中等人家常住的石库门房子，红油壁板。但是，孩子常常会沉浸在陌生的喜悦里，爱玲也不例外。多年后，她依然回忆着那羞涩的房子，于她“也是一种紧紧的朱红的快乐”。
我第一次去上海是在八月间，没有那样陌生的喜悦。上海于我，如同不爱的情人，即使被拥抱，依然觉得寂寞。
八月骄阳艳照，我去寻访那些老房子，仿佛就在那里，却无法确定。不能轻踏脚步惊扰，只是远远安静地眺望着那些似曾相识的阳台。那里曾经坐着爱玲的父亲，他打了过度的吗啡针，离死很近了。他独自坐在阳台上，头上搭一块湿手巾，两目直视，望着檐前挂着牛筋绳索那样粗而白的雨，嘴里喃喃说些什么。我的脑海晃过的还有小小的爱玲惊惧的眼神。
或许，从那时候起，她就从父亲身上，隐约感觉到生命的无助。如同我从亲人死亡里体味到决然的无可言喻的空洞。我们最易从亲密的关系中觉察到疏离，从最亲密的人身上感受到恐惧。最无能为力的离弃，就是死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