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来到你这里。生命的图案，只能描摹，静静等待轮回。
如果还有力量令死亡迟疑的话，那就是爱！一九二八年，爱玲生命中最亲近的两个女人——母亲和姑姑从英国回来。父亲发誓痛改前非，进了医院治疗。这种改变，在我看来更像“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忏悔。除了忏悔，也许还想挽回与妻子之间摇摇欲坠的感情。可是，他最终也没有改掉自己的毛病，又故态复燃。他和她之间也无法再挽回。一九二九年，他和她离婚，时年爱玲九岁。
一个人的个性从年幼即开始被塑造，长大后再经环境磨琢定型，一路走过去，除非日后历经大的磨难变故，否则不能动摇其根本。像我自幼好强的个性，铸就的棱角，就不是轻易可以打磨得平整的。也像爱玲对英格兰和法兰西颠倒的印象，以为英格兰是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即使后来母亲告诉她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却始终无法矫正最初的印象。因为那是她记忆最甜蜜温暖的一种印象。
母亲归来，父亲妥协，大人逼仄尴尬的情感拉锯战中，竟然留出了一丝空隙让小孩繁衍无根的快乐。爱玲因此度过一段朱红色的快乐时光。她看见一切都不同了：“我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我母亲和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我坐在地上看着，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爱玲开始学画，弹钢琴，学英文，为了一朵枯萎的花而落泪，开始扮演母亲所期许的淑女。或者真是淑女呢？如果岁月静好，没有后来的波折，爱玲在这样富贵优渥的环境里长成林徽因式的淑女、陆小曼似的才女，并非不可能的事情。只是世界会少一个张爱玲。
她开始显示自己聪明早慧的一面，开始了她才女历程。三岁能吟“商女不知亡国恨”，七岁熟读《红楼梦》，开始写章回小说。这些并非因为早教，而是天生聪慧，事实上，她的教育环境并不好，虽是书香门第，但父母经常为她剧烈地争吵。父亲不赞成她上学。
或许有耳濡目染的因素，但是更多的是生命内在的驱策，读书好象是渴了要喝水。她的文字有慧根，仿佛有天生的灵力，毫不费力的驱策它们，布阵行军战无不胜。她又好像古希腊神话里的雅典娜，生下来便全副武装，破开众神之王的脑袋跳出来，百无禁忌却又理所当然。
优秀，也许是出于勤奋，而卓越则定然与天分有关。否则那么多人，接受那么多的文学启蒙，却难得出现第二个张爱玲呢！
短暂的两年，温暖了一生。那两年在她的灵魂里烙下了无法覆盖的印记。
几乎所有的作家都要从自己的童年经历里抽取感情和记忆。要打动别人就要折腾自己，写作是绝望的慢性自杀，无法被饶恕。爱玲的后来，阴郁而光明凝练的文风，隐约就是这段岁月的抽象延续。
朱红色的快乐，渐渐紧缩成心口的朱砂痣，或者项上的鹤顶红。
去家 浮云游子意 落日故人情
玉树后庭花
厌一个人时，又何其坚贞强硬，自然他的好亦成了浮云遮日，总是看不到。譬如，人们因为喜爱爱玲的缘故，又因着爱玲写了“私语”，倾诉了年少时被父亲责打拘禁的往事，她的父亲张志沂和她的继母孙用蕃就化做了专制势力的代表了，仿佛天生是来打压爱玲，折磨爱玲的。
“像拜火教的波斯人，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这一边的必定是不好的。”“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爱玲这些忧郁的基调更是这些观点最权威的注解。
我却始终不以为然，相反觉得，没有张志沂也就没有爱玲的文才惊世。母亲黄逸梵留洋走得早，那时爱玲只有三四岁，再多的熏陶和教导，也只如记忆里的一脉温香，淡淡的，起不了什么作用。后来她几番来回，黄鹤一般，更是踪迹渺然。
这期间总是张志沂与爱玲在一起的时候多。毕竟是自己的女儿，他鼓励她读书，甚至孙用蕃对爱玲爱书成癖颇有怨言时，他还出言回护。
可以想象，几十年前，上海张公馆昏黄的书房里，也曾有父女俩并头谈书论文的温馨场景。他也必像一个严肃温和的父亲一样，为女儿的天赋微微惊讶，轻轻惊喜。爱玲的小说受《红楼梦》影响深远，家藏的石印本也应该是在他的指导下开始读，慢慢浸淫其中的。他为她打下的根基，与黄逸梵赋予的个性一样，惠泽了爱玲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