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女人呢？据说就比较容易把注意力局限在具体的男人身上。爱上了张家的老大，就只能嫁张家的老大，换成李家的老二就觉得日子没法过。虽然李家更富有，但因为他不是张家的老大，跟他就觉得被玷污了、被玩弄了、被糟蹋了、被污rǔ了、被蹂躏了。如果是张家的老大呢，就“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女人跟一个男人在一起的时间越长，就越容易把他具体化，等结了婚，差不多就把那个男人据为己有了，像毛姐一样，开口就是：“我们家老丁哪……”、“我那个死鬼老丁呢……”
女人要达到哲学家的高度，需要经历好些个具体的男人，所以如果你听到一个女人说：“男人都不是好东西”，你可以推断出她已经遇到过好些个不是好东西的男人了，不然她舍不得用这个“都”字。当然有些书呆子女人，看多了书，从书本中看出这一点，或者一些谈虎色变的女人，被吓破了胆，从他人经历中看出这一点，不在此列。
杨红现在突然以一个哲学家的眼光来看待男人和女人，主要是一种精神胜利法，想给自己吃一帖安慰剂。既然普天之下的男人都是这样的，那么自己也就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运气不好、嫁了“淫诗”的女人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再要求大家要经常想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在受苦的原因，也许这也是为什么雷锋同志在生活上要向低标准看齐的原因。
老早就有人说过，中国人不患贫，只患不均。穷不可怕，可怕的是别人都不穷，只有自己一个人穷。苦不可怕，只要大家都在受苦，我的苦就不算什么了，就可以欣慰地说：“人生就是一场苦难”。既然人生就是一场苦难，那还等什么？还不赶快去苦？不苦就不算经过了人生。
哲学家杨红很快就为自己的理论找到了一些例子，看看自己这栋楼的夫妻，虽不是新婚，但也都结婚不久，也没见谁成天卿卿我我，如胶似漆的，多半都是自己忙自己的，有一些也跟周宁一样，忙着打牌下棋，还有一些经常吵吵闹闹。大打出手的也不罕见。
杨红开始还怕别人看见周宁不在家陪她要议论，总把门关着，后来发现对这一点反而没人过问。杨红向毛姐抱怨周宁爱打牌下棋时，毛姐还说：“暑假里，无事干嘛。你叫他干什么呢？”
想到这些，杨红只好叹口气，在心里说：男人都是“淫诗”。既然是“诗”，就多少有点诗意，不是全然没有情，但他们的情是有很强的目的性的。既然是“淫”诗，转来转去就脱不了那个性字，主题结构，平仄韵律，修辞造句，花言巧语，都是围绕一个性在转。
情诗一般的女人遇到淫诗一般的男人，都会有一段时间无法理解，都要经过一番痛苦才能擦亮眼睛。等到她们认识到男人都是淫诗的时候，她们就觉醒了。觉醒之后，有的就反叛了，有的就堕落了，有的就绝望了，有的就认命了。反叛的女人就变得痛恨男人，处处跟男人作对，用自己的姿色作武器，惩罚那些淫诗般的男人；堕落的女人就蜕变成一首淫诗，只认性，只认钱，以性换钱，以钱换性；绝望的女人就看破红尘，或超脱人世，或封闭自我，既不要淫，也不要诗；认命的女人就变得明察秋毫，大智若愚，随遇而安，处变不惊，该淫的时候淫，该诗的时候诗。
杨红知道自己不敢反叛，不甘堕落，不想绝望，所以只有认命。
不过高度概括都是有高度风险的，你一用这个“都”字，就不可避免地会挂一漏万，以偏概全，就肯定会有人跳起来喊冤，说：“我就不是那样的！”杨红刚刚对男人作了一个概括，说他们都是“淫诗”，就马上感到了自己的偏激，因为她突然发现了一个情诗般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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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就是住在杨红右隔壁的陈智。因为三十多了还没女朋友，是个大龄青年，被人唤做陈大龄，原名陈智反而被人忘了。陈大龄是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现在是H大数学系的副教授，因为没结婚，所以不能住家属区，只能挤在青年教师宿舍里。但因为他工龄长，职称高，所以又享受特殊照顾，可以不必跟人合住，自己一个人住了一个单间。
陈大龄人生得高高大大，象棋下得好，提琴拉得好，为人也很热心，无论谁家搬家、买电器，都会拉他去帮忙。七楼的女人都叫他“七楼的苦力”，因为七楼的女人都爱拉他当差。七楼女人的丈夫们，不是工作忙，就是打牌忙，而陈大龄一般都在家，随叫随到，所以女人们拧个被子，提个水，牵个电线什么的，都爱找陈大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