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艾米把子修称作“中国人”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艾米是很爱国的，从骨子里就是把台湾看作我们祖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的一部分的。
艾米属于那种Remote爱国派，又叫“庐山”爱国派，就是人在国内的时候，免不了就骂骂咧咧地抨击中国的这，针砭中国的那，横挑鼻子竖挑眼，大到人民代表大会，小到街头的公共厕所，没有一条入得了她的眼。但一到了国外，就爱起国来了，听不得别人说中国半个不字，动辄就拍板而起，指指戳戳地责问：你说中国腐败，你们国家不腐败？你们的那些官员不照样贪污腐化？
所以当子修问艾米会不会说“Mandarin”的时候，艾米就长篇累牍地跟子修解释，说：“‘Mandarin’就是‘满大人’的音译，我讲的是‘普通话’，而不是‘满大人’的话。你讲的也不能说是‘国语’，因为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你讲的话也不是台湾固有的，而是从大陆带过去的。”
子修很随和地说：“你说是什么话就是什么话喽，只要能沟通就行了。”
子修说话软绵绵的，艾米觉得自己是一拳砸在了棉花包上，不好意思再砸了。
子修一路上都在说话，她说如果她不说话，就会打瞌睡的，打着瞌睡开车的事，她也干过，不过现在车上还有另一条身家性命，就不敢太冒险了。
子修说她爸爸是从大陆去台湾的，在大陆就有老婆孩子，但他49年跟着国民党去台湾的时候，没能把乡下的老婆孩子也带上，所以孤零零地一个人去了台湾。他以为今生是无缘跟大陆的老婆团聚的了，就在台湾娶了一个土著姑娘，生了三个女儿，子修是最小的一个。
哪里知道国内开放以后，子修的爸爸有了回大陆探亲的机会，他去台湾这么多年，又已经有了新的老婆、新的家庭，却仍然没能忘记自己留在大陆的老婆孩子。他背着子修的妈妈打听到了大陆老婆孩子的下落，他们仍然住在老家的村子里，他大陆的老婆一直没有再婚，一个人带大了几个孩子。
于是子修的爸爸千里迢迢，回到大陆来探亲。子修的妈妈当然是不太高兴的，但也没办法，只好跟着她爸爸到大陆来。一个丈夫，两个妻子见了面，个中几多欢喜几多愁，就只有当事人知道了。
艾米知道，最近这些年，这样的故事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了，有什么可说的？历史造成的，责怪谁都没有用。可能最终都是那个做丈夫的，给了大陆原配一笔钱，然后跟自己在台湾娶的老婆回到台湾去了。用很时髦的话说，就叫把两边都摆平了。
艾米想象子修父亲留在国内的那个老婆，可能经过了这些年，早已磨练得刀枪不入，心如止水了。那个曾经是她丈夫的人，在她生活中已经不再重要了。她得了那笔钱，可能会欢天喜地分给几个孩子，感谢命运把这笔意外之财带到了她面前。但那个台湾的老婆，可能会从此感到自己和丈夫之间cha进了一个人，两个人免不了会疙疙瘩瘩。那个做丈夫的呢？会不会从此就一颗心被劈成了两半，既牵挂大陆的老婆孩子，又牵挂台湾的老婆孩子？也许他的心一直就是两半的？
她很同情子修的妈妈，你想想，突然一下，就冒出个大奶来了，子修的妈妈该多难过。
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事，有些人，不是你自己想牵扯进自己的生活里来的，而是生活强加于你的，不论你理解不理解，欢迎不欢迎，你都必须面对这些人，这些事。很多时候，你逃避这些人和事，你得到的是痛苦，你面对这些人和事，你得到的还是痛苦。你唯一的想法就是：为什么生活要把这些人和事强加到我头上？如果没有那个人，如果没有那件事，那该多好啊！
艾米想到自己的生活中也有那么一个人，那么一件事，像一道分水岭一样，把她的生活分成两半。在那个人那件事之前，一切都是美好的、单纯的、清清楚楚的。而在那个人那件事之后，一切都变得那么难以解释、难以理解、难以handle了。
“那个人”当然不是Allan，但没有Allan，她的生活中也就不会有“那个人”。
她还记得第一次见到Allan的情景。那时她还在读高中，而他已经考上了她父亲的研究生了。她第一次见到他，是因为他来给她父亲送一份他帮忙翻译的俄语诗歌的，因为他发现了艾米父亲写的一篇文章中引用的一个段落有误，原文是俄语的，刚好Allan读过那首诗的原文，记得原意不是那样的，应该是翻译时出的差错，而艾米的父亲是根据译文来写自己的评论的。所以当Allan说那段话原文好像不是那个意思的时候，艾米的父亲就叫Allan把原文和正确的译文都找来给他看一下。Allan找到了原文，没找到正确的译文，就自己翻译了，准备那天跟艾老师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