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压低声音：“我知道他，听说他要买爸爸很多画。”
“是吗？”米米兴奋起来，“那我是不是可以换架钢琴？”
我捂住她的嘴。赵海生就在这时候走到门边，他温和地说：“让她弹吧，她弹得很好，我喜欢听。”
我和米米傻傻地看着他。
赵海生也傻了：“怎么你们是双胞胎吗？”
“不。”我赶紧纠正说，“她是我妹妹，比我小两岁，她叫米米，我叫吉吉。”
知遇之恩
“米米，吉吉。”赵海生摇着头说，“可是你们长得真像。”
都这么说，但当然我们是不一样的。我比米米要高出两公分，她的眉毛比我浓，眼睛比我大也比我亮，除此之外，我们的性格也是完全不同的，米米像母亲，什么都敢做敢为，外热内冷。而我像父亲，什么都腻腻歪歪，外冷内热。母亲出身于名门，二十二岁的时候下嫁给我在中学教美术的父亲，这件事当年在我们家族里引起轩然大波，世俗总是难免的，如众人所料，他们的婚姻只维持了短短的六年，她跟着那个澳大利亚人走的时候，我只五岁，米米三岁。很长时间，我以为我对她的心里只有仇恨，但十岁那年听说她客死他乡的时候，我狠狠地哭了一场，米米却没哭，米米冷静地对我说：“姐姐，人总是要死的，你哭也没用的。”她镇定的样子，让我害怕。我怕她长大后，会变成另一个母亲。连自己最亲近的人都抛弃，自然是没有什么活路可走。
但我还是疼米米，特别是睡觉的时候，她小细胳膊小细腿地缠上来，我的身体里就有一种天然的母性在滋生，发誓要照顾她一生一世。米米患有气喘，体质很弱，常常生病。她喜欢音乐，母亲留下的旧钢琴是她最大的宝贝，但后来我们没有钱再请老师授课，米米只好毫无章法地自己练习。她无师自通的都是些伤心的曲子，高高低低的来来回回，我不喜欢听。钢琴放在我们俩的房间，抵着c黄头，父亲画不出来画生气的时候，我俩通常是躲在那个小房间里，米米趴在琴上，轻声问我：“姐姐，怎么办才好呢？”
我用一支笔在一张纸上乱涂乱抹着，当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样的日子已经过了很多年，母亲走后，家里的画廊关掉了，卖掉了，城里的那套房子也卖掉了，父亲从原来教书的学校辞了职，带着我们搬到海边这个小房子里来，我和米米也进了海边一所新建的中学读书，母亲活着的时候，还有钱寄来，自她走后，生活每况愈下，父亲仍是画画，或是酗酒，天命之年的他总是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仿佛钱和米可以从天上掉下来。
最忧愁的时候是学校要交钱。
那一次，是赵海生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他用一大笔钱，买走了父亲几十幅画，说是要把它们都带到北京去，卖给别的人。父亲兴致很高，他带着我们三人一起去镇上吃饭，点了一大桌子的菜，一定要请客，感谢赵老弟的知遇之恩。
父亲那晚自然是酩酊大醉，赵海生扶他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夜里十一点，米米睡着了，我们好不容易把父亲扶到c黄上，我低着头对赵海生说谢谢。他说不用，并给我一个地址和电话，让我定期寄父亲的画给他，说他会定期把钱寄过来。
我把那张名片小心地收在口袋里。
米米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咳嗽，她咳得很厉害，脸色发紫。她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子咳过了，我冲进去找药给她吃，可慌乱中我什么也找不到，赵海生已经从厨房里倒了开水来，他扶住米米，提醒我说：“别急，别急，好好想想药在哪里。”
我还是没找到药，赵海生当机立断地把米米往背上一背说：“走，我们去医院！”
那一天，赵海生背着米米跑了二十几分钟的路，我们才好不容易找到一辆车子，把米米送进了医院。医生说，我们要是再晚去五分钟，米米可能就没命了。
医生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一直抖动一直抖，抖得身子像一片落叶一样，站也站不住，赵海生在后面扶住我说：“吉吉，没事的，你看现在不是没事了吗？”
米米睡着了，我们坐在医院的长椅上等米米醒来。赵海生说：“吉吉，我终于看出你和米米的不同来了。”
我知道他是在逗我说话，于是我也配合他：“哪里呢？”
“眉眼。”他说，“米米是个孩子，而你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