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我应该换个话题，所以我说：“江慧姐跟方靖晖在一起了，我觉得，哥哥其实也不会再遇到比江薏姐更好的。”——我突然意识到我的确是换了话题，但是换了个更坏的，可我只能继续下去了，“姐，哥哥至少也得坐十几年的牢，你说对不对?这样，等他出来之后，还会有非常好的女人愿意嫁给他吗?我觉得，没有了吧。”现在我只有跟姐姐在一起的时候，才会这么坦白地把心里想的事情都毫不犹豫地说出来。
姐姐说：“这倒不算什么大事。没人愿意嫁给他的话，我嫁给他。”
Chapter 15
妈妈
妈妈生病了。一个天气晴朗的清晨，雪碧第一个起床准备上学，在卫生间里发现妈妈躺在地板上，妈妈很冷静地说：“雪碧，我动不了了。别拉我起来，去打1200。”
我们一起送妈妈去医院，妈妈的担架先被抬进救护车，我站在车门外面，闻到了冬天的味道。妈妈把头略微偏了一下，一缕发丝落在颧骨上。她在看着我。我钻进车里以后，抓住了她的手。她对我笑了一下，她说：“你还从来没坐过救护车吧?”我也笑了，我说：“没有。”我知道她在害怕，可若是我来安慰她，她又有点不好意思。
其实我差点说：“救护车是从没坐过，但我坐过警车。”——警察们把哥哥带走的那天，来了好几辆警车，有个警察就顺便让我坐进去，把我带去录笔录。可是跟妈妈，我是不能开这种玩笑的。但是不管怎么讲，躺在担架上的时候，她终于对我笑了一次。她已经太久没对我们任何人笑过，如果我现在还是小时候的话，我一定会以为她不再爱我了。
她居然一直笑着：“我就是有点头晕。”
医生说，头晕是因为高血压。可是她摔倒的时候却伤到了腰。她原本就有的腰椎间盘突出更恶化了。这下她必须一动不动地躺着，她听到医生说“一定要卧床一周到十天”的时候似乎有种喜悦。其实我也能理解的，这下她有了更充足的理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我坐在她的房间里跟她说话。至少她现在愿意跟我说话了。那个担架上的微笑冰释了她和我之间的一些东西。她总是慢慢地，柔声细气地回忆一些我小时候的事情，问我记不记得五岁那年试着做雪糕的事情，我说我当然记得。
那年夏天妈妈买回来几个做雪糕的模子，这样新鲜的玩意儿显然是启发了我探索世界的热情。我把自来水放进模子搁进冰箱的冷冻室，一夜了我灵光乍现的冲动：一盒又一盒堆得整整齐齐的彩色粉笔。我问小叔：“可以给我一点吗?我每样颜色只要一根。”小叔说：“当然。”爸爸还在旁边帮我：“她最近很喜欢在小黑板上玩老师教学生的游戏，她是老师，学生是她的那些布娃娃。”红的，黄的，绿的，蓝的，紫红的，我把这五根粉笔整齐地叠放在我的衣袋里，兴奋得如同“武昌起义”前夜的革命党。
后来发生的事情可想而知。我终于做出来了彩色的冰棒——既然已经是彩色的，所以我就骄傲地将它们命名为“雪糕”。天知道我付出了多么辛勤的劳动。我把彩色粉笔泡在自来水里，拿小木棍坚持不懈地捣碎和搅拌，终于使雪糕模子里面的水变成了彩色的。红色的是西瓜口味的雪糕，绿色的是苹果口味，蓝色的是什么呢—我还不认识任何一种水果是类似这样的天蓝色，所以我绕过了它，直接把黄色和紫红色的命名为“香蕉口味”和“葡萄口味”。“姐姐—”我很认真地问正在盯着暑假作业发呆的姐姐，“有没有什么水果是蓝色的?”姐姐皱了皱眉头：“没有。只有蓝颜色的花。”好吧，于是蓝色的那种就只能委屈地叫做“兰花口味”。于是我就迫不及待地把我的雪糕店开到了楼底下玩耍的小朋友们中间，她们自然是对我的作品报以赞叹—由于过于赞叹，有那么一两个小朋友选了她们喜欢的颜色然后把雪糕吃掉了……还不满地说：“一点都不甜嘛。”
那天晚上，爸爸妈妈赔着笑脸送走了那两个小朋友的父母。然后门一关，妈妈转身就揍了我一顿。爸爸在旁边，一边时不时提醒妈妈：“这下打得重了……”一边威慑我道：“你知道错了没有?”穿梭于两种角色之间，忙得很。
妈妈一边笑，一边脆弱地叹气：“不行，不行，我笑得太过分腰就受不了了。”我也笑，开心地说：“其实我有什么错嘛，是她们自己要吃的……”我们心照不宣地，绕开了一个细节，就是在我挨打的时候，当时小学五年级的哥哥在旁边焦急地喊着：“三婶，那个粉笔水是我帮她做的，她够不着冰箱上面那层门，也是我帮她放的，你别打她都是我帮的忙。”我一边哭，一边自尊受损地转回头去反驳他：“你乱说，你不要瞧不起人，我自己搬了小凳子踩上去就够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