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对他说，爸爸，以后你来北京和我一起住。我带你去医院看病。我们去旅行。他说，你自己先稳定下来。还是有些高兴地笑。他的眼睛，眼白已经浑浊。这样苍老的男人。他的笑容像以前的黑白照片里一样，宽宽的前额，嘴角带着天真。那是他们最后一次对话的内容。
她们去了中央广场附近的大排档。当地的居民排了矮矮的木桌子小椅子，兜售各种食物：炭火上烤熟的玉米，鲜嫩清香，微微有些焦。大盆大盆的贝壳和螺，与野菜及姜一起煮，1万越南盾一碟子，就着啤酒吃。整桶的鲜豆浆和玉米糊，放了白糖。孵出了小鸡形状的鸡蛋，煮熟后用勺子挖出来吃，能看到内脏和肌肉。放了牛肉片，鲜虾和野菜叶子的米粉。年轻的母亲带着孩子在做生意，越南女子都是结实而勤劳的。广场边的台阶上有乞丐裹着麻布睡觉。卖手工编织丝披肩的小摊女人在抽烟。
她们坐下来，要了两碟不知道名字的螺。从远处掠过来的凉风把帐篷吹得哗哗响。高山上的夜，在风中开始感觉到些微的寒意。她们喝酒。抽越南的当地烟。
苏说，你是否觉得不安?
她说，这里都是当地人，鬼佬太少。他们不来这里。他们不来危险的地方。
苏说，你不习惯和别人没有距离地相处。也许他们离你太近。
她说，我不知道。
你出来从不和其他人说话?
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始……你看那些日本来的独自旅行的孩子，他们也总是沉默的，神情严肃。东方人都习惯收敛自己的感情。
以前曾经看到过三句话，是这样说，工作的时候，不计报酬，爱的时候，想不起曾经受过的伤害，跳舞的时候，不知道别人的存在。
你会这样做吗。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工作。也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爱和跳舞。她说。
那你做什么。
行走。只是行走。不说话地行走。
电影中的场景是这样的：异乡的高山顶上的小镇，两个萍水相逢的陌生女人，坐在灯光昏暗人声鼎沸的大排档里。旁边是食物的热气，孩子，妇女，即将枯萎的长枝玫瑰，女人手指间的烟草，喝空的啤酒瓶。呼啸的大风和越南语的声音。
她们独自出来旅行，各有历史和往事，绝口不提，像所有清醒而表情寥落的旅者。一个女人在黑暗闷热的剧院里流下了眼泪。另一个女人在天桥上俯拍一个混乱肮脏的市场。她们沉默。倾诉变成了嘴唇之间明明灭灭的阳光，穿越一座庞大阴暗的森林。
语言最后是禁忌的。是被废弃、被遏制、被压抑的。我们对自己说话，或者对陌生人说话。语言无法穿越时间。只有痛苦才能够穿越一切永恒。
在父亲死去的前一天晚上，她在他身边守到很晚。走廊的尽头，有一个窗口，能够看到雨水倾泻一样地倒下来。深夜又有被急送进来的病人，是一个被卡车撞伤的男人。他的头上有血迹，但身体看起来完整无缺。医生很快就给他罩上了氧气，进行输液。他的推车就在父亲的病床附近。男人的一只脚上没有鞋子。
就这样，她看到了他的潮状呼吸。那么用力地呼吸着，似乎要把胸部的膈膜全部顶破。似乎要把灵魂释放出来。寂静的走廊里，除了雨滴的声音，就是这有规律的一起一落的呼吸。
5分钟后，男人被蒙上了白布。
那时候父亲还在弥留。他的呼吸还是强盛着的，口中的氧气管随着头部晃动。她开始感觉，他也许真的不会再睁开眼睛。她站在他的床边。他们相隔着茫茫的生死。他要留下她一个人。她计划的蓝图全部落空，曾经以为会有的赎罪和补偿的时间，如同流水一样，从手指间一股一股地滑落，消失。不会再有。
她记得自己跪在父亲床边的水泥地上，在深夜空寂的走廊里，把头埋进床单里祈祷，神，请你宽恕我的罪。她听到自己的声音，含糊而深重地，穿透了尘埃。
可怜的人啊。可怜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多么的卑微，脆弱，徒劳挣扎。
除了顺服命运，我们一无所知。
苏，我们曾经付出的一切，得不到任何救赎。
她抬起头看苏。她的眼睛很亮，浸润着水，仿佛始终泪水闪烁。她说，我们再要一盘炒田螺，只要你不怕拉肚子。
不会，我带着药品。苏说，如果我们恐惧太多，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穿越。有一个美国的摄影师，Joel Peter Witkin.，他从小生长在纽约布鲁克林贫民区，6岁时目睹一场车祸，被碾的小女孩的头颅滚到他的脚边，这个童年经验影响了他日后的创作，所有的作品都是在探索暴力，痛苦，死亡，指向畸形人和人类的病态。有记者问他，为什么不愿意拍些清纯的东西，是觉得那样会滥俗吗。他说，赏心悦目的事情很容易做，但就像用自动相机，我无法得到满足。我的作品是处于趋向光明的需要，但必先经过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