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花》却远避喧嚣。她对雅鲁藏布江河谷的刻画，对“殊胜而殊胜之地”的领悟，尤其在一个地方借庆昭之口对佛寺壁画的阐述，证明她早就熟悉了天地的那一角。
她刻画城市，本来就并非流俗对于声色狗马的沉迷炫耀。她是刻画了不少，然而目的不是未了制造一种可以作为商品变卖的“时尚”、“情趣”，也就是说，他并没有被她所描写的那一切所辖制，相反，她始终执拗地希望剥离出纷然偶然之后沉默的本相。比如她写善生对异性的态度，“只因未曾识别爱欲欢愉的表相，却被迫进入它的内心。他知道它的真相，所以不会被迷惑诱引。他说，我不爱惜她们，我对她们没有怜悯。”有了这种类似佛教的“色空观”，都市/极地、中心/边缘，就可以互为镜像，彼此表面的落差跨过去也不难，而写《莲花》的安妮，确实已经将这些轻轻跨过了。
4、文字只能迎上去
关于昭庆、善生与内河的“殊途同归”，最后一段结论性的文字值得注意：“一切消失不见。地球也最终消亡——也许只有一种存在天地之间超越天地之外的力量，才能够永久地让人信服。愿意相信它为轮回的生命之道。这也是人所能获得的慰藉和信念所在——想来庆昭一定重复地看过无数次这样的景象，但依旧每一次都被这样的美和尊严所折服。”这不是假装出来的谦卑。
安妮的小说与随笔——比如《告别薇安》、《二三事》、《清醒纪》——常常惊愕于瞬间“偶在”的神性，她可以通过坐飞机的经验、夜晚焰火、细小的装饰品之类来“格物致知”，思索常人想象不到的问题。在《莲花》中，她似乎更确凿更持久地遭遇这些难以把捉之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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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莲花》及其他(2)
文字岂能抵达神性体验的万一?文字不必，也不配。但文字无法回避。神性感动忽然而至，文字只能不管不顾地迎上去。文字向着这一维度敞开，表面的狂放强悍，自然难以障碍心底的降卑微和顺服。
5、写作经济学
安妮文字的强悍与狂放，首先意味着敢于舍弃。安妮舍弃了多少陈词滥调?这只要把她和随便哪个叫得震天响的“严肃文学作者”稍加比较，就可以大致明白。
她不会为了迎合体制性的文学潮流而刻意“完善”自己，比如她那经常不讲道理的断句方式。一连串的句号表明的不只是随意，也是勇敢。倘没有生命体验的连续性作为实底，文字的畅达或故事的连续性就不可原谅。那只是多余和造作。宁可选择断裂与破损。把笔大胆地交给偶然，而将熟悉的所谓必然逻辑弃置一旁，用断裂和破损的形式，直接说出邂逅偶然的感触，这，几乎可以说是安妮屡试不爽的一点写作诀窍。
她没有太多因袭的重担，没有俯仰鼻息的胆怯和投机，所以她轻易拆毁了别人辛苦持守的无谓的界限。这是需要一点张爱玲所谓“双手推开生死路”的蛮横之气的。
以往她竭力回避完整的叙述(《清醒纪》最后一节写父母的“他她”或许是个例外)，《莲花》的叙述则相对比较充分——但还是尽量简化了。她不想通过榨取故事纯粹形式或传奇意味上的可能性来产生意义，而喜欢在常常雷同的简单故事框架中，寻索那寄存于故事中，却不被剧中人所拥有，只能相信来自神秘大能者零星闪现的吉光片羽。
这样一路轻快的抒写，是采撷，也是舍弃。也许更多地舍弃了那不值得采撷的东西。写实派的巨细无遗的模拟，或先锋苦吟派绞尽脑汁的悬想，都丢弃了。她的文字更急迫，更紧张，更直接，也更有解放的活力与直指本心的诚意。但是，因为大胆的舍弃，外观上反而很轻松。
在这方面，几乎看不出她有任何“当代文学传统”的继承，除非你说，人的基本诉说欲望和聪明的规避与挑选，也必有传统的前例可循。比如，当她断句最厉害的时候，容易使人想起古诗词的直接与俭省，但大概不能说，她乃是在唐诗宋词的意境中讨生活吧。
至于她的“思想”，就只能姑且说是无师自通了。人大概天生都是哲学家，只要他没学过哲学，或没有被滥调的文学所欺骗。
安妮的情与思严肃而富饶，故事却简单，文字也轻省。这种写作的经济学原则，也许要令写实派或苦吟派一同恼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