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农民接受采访，说：“我杀人是因为我被逼无奈。我不杀他们，我自己就会被杀掉。许多人死掉，就是由于不肯杀人……”
……
大屠杀事件平息之后，很多胡图族凶手不承认自己杀了人，一口咬定当时是被魔鬼附身，说：不是我干的，是附在我身上的魔鬼干的。
自己都无法面对自己曾经做过的事。
【四】
之所以想写这篇文，源于前面提到的一个人，加拿大将军，达莱尔，是当时联合国维和部队司令。
契机是，在看关于卢旺达的记录片时，里头提到这位将军——他陷入深深的愧疚和自责之中，几次试图自杀，至今要靠药物才能入眠和保持情绪稳定。
觉得不可思议：这不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啊，是个将军，男人，老成持重，见过许多大世面，残酷的事肯定也见了不少，又不是他杀的人，怎么就“几次试图自杀”了呢。
有些情绪激动的键盘侠，大概要喷他圣母了。
于是翻了一下他在这一事件中的角色。
1）起初，达莱尔授命担任联合国驻卢旺达维和部队（又叫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简称联卢）司令，要求给自己4500人，联合国给他配了支2500多人的军队，训练和装备都低下，缺少后勤，甚至零用钱。
他自己回忆说：“我们需要订购手电筒，经过长时间的拖延等待之后，手电筒终于到货，却没有配电池……”
2）他不具备情报收集能力，虽然曾向总部提要求，但是答复是：情报收集行动不符合维和政策。
3）但他还是很努力。1994年1月，胡图族阵营有个军官准备叛逃，他把计划透露给达莱尔方面了。
我们来看看那个人透露了些什么：
——胡图族培训了1700个人，这些人分为40个一组，每一组都“有能力在20分钟内杀死1000个图西人”，如今已经分散到首都基加利全城了，当“cutthetalltrees”的信号传出，这些人会带头行动——也就是说，胡图人培训了“先导者”，因为大众是容易跟随和受煽动的，光听广播里说，也许没人敢动手，但如果已经有人带头进行了呢？
——胡图人有杀害比利时维和人员的计划，这样的话，可以迫使比利时从联卢退出，而比利时人是联卢最重要的一支力量。
——他知道藏匿武器的地点，愿意提供地点并提供更多情报，要求是“联合国帮助他和家人安全地出走海外，并提供保护”。
请注意，当时是1994年1月，距离真正的屠杀发生，至少还有3个月。
4）达莱尔欢欣鼓舞，马上向联合国打报告，请求先把武器收缴，结果大家也知道了，联合国回复说超出授权，不允许。
5）达莱尔又做了数次努力，反复争取，都被拒绝了。他手下的联卢分散在基加利各处，相互之间被路障隔绝，十名比利时维和士兵被杀后，他尤其担心其它士兵的安全，食品剩了不到两周，有些营地的水只够两天的，燃料、弹药、药品都不足。
6）但是达莱尔还是坚持不撤离，他觉得，只要提供增援，自己一定能阻止屠杀，他三度接到联合国官员的指示，要求拟定撤离方案，他都拒绝执行，其中一次，甚至是加利（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打来的。
7）比利时撤军之后，达莱尔几乎是绝望的，因为联卢实力大减，但他还是坚持在自己的营地保护着约3万名平民。但紧接着，更绝望的事发生了，比利时走后十多天，安理会通过一项新决议，要求撤回大部分联合国维和人员，仅留下一支270人组成的象征性部队。
……
从2500余人，到走了比利时人，再到只剩270人，还是四处分散的，后勤不足，食品和水短缺，弹药都所剩无几，没有增援，不能硬拼，毕竟已经死了十个士兵了，身为司令，也要对士兵的安全负责。
所以，整件事达莱尔应该负责任吗？我觉得他已经很努力了，但偏偏屠杀结束，他是那个“几次试图自杀，至今要靠药物才能入眠和保持情绪稳定”的人。
想来想去，大概是因为，屠杀发生在他眼前，每一天持续着，现场刺激太恐怖，超过了他的忍受极限。
不想指责那些开会和做决议的政客太过冷漠，他们也有自己的考量，我想，如果把他们拉到现场，让他们亲眼看到发生了什么，他们也会尖叫、痛哭、拼命阻止——但当他们远在万里之外，吹着空调，喝着咖啡，开着会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计较费用、利益、是否合算、谁出力更多、能不能少花点钱。